《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九）”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九）
殷雄 谭建生
核武器所产生的特殊跃迁效应
自从人类制造出各种武器以来，核武器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恐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而也成为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武器为武器领域带来了最明显的跃迁效应。
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引爆。当时正在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掌握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斯大林听完他的话，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希望能好好利用它来打击日本”。实际上，斯大林甚至比杜鲁门还要早知道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会议结束后，斯大林立刻要求苏联的技术专家们“加快我们的工作”。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两架B-29轰炸机携带两颗原子弹分别投放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至少10万人死亡。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让人们见识了这种新型的能源资本密集型的超级武器所产生的跃迁效应。
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代号“铁克瓦”（意为南瓜），使其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两天之后，消息传到美国，杜鲁门总统一再摇头问道：“真的吗？真的吗？”9月23日，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向美国国内宣告，苏联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核弹试验。斯大林对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十分满意，他幽默地说：“假如我们再晚一、两年，也许这种炸弹就落到我们头上了。”当时美国确实有考虑使用原子弹来打垮苏联的想法，苏联拥有了核武器，才使得美国不得不有所顾忌。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曾经多次考虑过要不要对中国和朝鲜使用核武器。
1951年3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作战研究室以《核武器战术使用》为题，在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报告中提出：“朝鲜战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术核武器的最佳时机。”该报告认为朝鲜半岛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场，有许多有意义的目标，建议美国在朝鲜半岛进行常规轰炸时，先对实际敌方目标进行核模拟轰炸。这种核模拟轰炸在1951年9—10月的“哈得逊港演习”中实施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得到情报后，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在战场上利用坑道战术给予敌人大量杀伤，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当时苏联也放出狠话，假如美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苏联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样一来，美国就不敢在朝鲜战争中贸然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了，但美国还是对没有核武器的中国一直进行核讹诈。
美国一些直接领导和参考原子弹研制、曾经推荐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科学家，由于受广岛事件的影响，在后来一系列的问题上采取更温和、更保守的立场。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在了解到他所从事的工作成果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之后，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感到有愧，建议取消原子武器研究所。有一次，奥本海默在杜鲁门总统面前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对杜鲁门说：“我们的手沾染了血。”杜鲁门却说：“不要紧，可以洗掉的。”这就是科学家与政客的价值观的差异。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和苏联的核垄断。试验成功后不久，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把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说成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悲剧”，中国的“核主张”是“既昂贵而又残酷的”。《人民日报》于10月22日发表社论，对约翰逊的这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如果说这是什么悲剧的话，不是别人的悲剧，而是美帝国主义的悲剧……只要美帝国主义手里还有原子弹，中国就非有不可。”据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纺织女工赫建秀回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她正好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后途经意大利回国，但在机场买不到飞机票。当机场工作人员听说是中国人要买飞机票，就说你们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真了不起。然后很快就把票卖给他们一行了。从买不到票，到很快买到了，这可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跃迁效应。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的话，高度概括了原子弹对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产生的跃迁效应。
1961年9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提出了美国的核计划，“我们向苏联提出挑战，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而是展开一场和平竞赛，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地共同前进，直到确实取得全面彻底的裁军为止”。肯尼迪的逻辑令人疑惑，他是通过“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地增强核力量的方式来达到“全面彻底的裁军”的。在联大会议上，肯尼迪倒是如实地描绘了一幅核恐怖的景象：
今天……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利斯的一柄核剑之下。这柄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除非人类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像恐龙一样，变得无法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人类也就会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肯尼迪的这段话似乎对他前面说的“向苏联提出挑战”是一种否定，又提出了新的建议，“合乎逻辑的起点是，签订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进而一步步推进世界和平进程”。然而，作为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9月15日下令恢复核试验。
1962年10月18日，肯尼迪参加一个会议，商讨美国如何应对古巴导弹危机。会上，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力主尽快进行空中打击。会后，肯尼迪对他的顾问说：“你能想象李梅会说出那样的话吗？在这些将军的意见里，有一点是极其有利于他们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并按照他们要我们做的去做，那么，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这一次，幸亏肯尼迪还保持了一定的冷静和理智，没有像他在以前所说的那样受到“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的影响，使得那根悬挂着达摩克利斯核剑的最细的线没有被割断。这既是肯尼迪的大幸，也是历史的大幸，更是人类的大幸。
实际上，美国曾经制订过许多使用核武器的计划。2018年9月2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乔治·华盛顿大学最近公布了一份1964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美国一般核战争计划的评估报告，展示了五角大楼如何研究“摧毁苏联和中国独立生存发展能力”的选择方案。在古巴导弹危机两年后开展的这项评估计划，在先发制人和报复性核打击中通过毁灭苏联70%的工业建筑面积来摧毁苏联的“生存发展能力”。根据计划，美国将彻底摧毁中国的30个大城市，消灭全国30%的城市人口，将其工业能力削弱减半。评估报告称，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核攻击将确保中国“不再是一个有生存发展能力的国家”。1961年更早的一份评估报告预测，一场美国发动的攻击将造成苏联主要城市中心71%的居民死亡，以及中国主要城市中心53%的居民死亡。同样，1962年的评估报告也预测，美国对军事和城市工业目标发动一场“无预警打击”能够造成7000万苏联公民丧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还考虑过将对苏联平民的杀伤作为评判对苏联胜利的主要标准。2015年12月，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披露了1959年美国核弹轰炸的潜在目标清单，包括位于苏联、东欧及中国境内的数百个打击点，其中179个在莫斯科，145个在列宁格勒，91个在东柏林。这份解密文件将空军部队视为攻击的优先对象，在苏联轰炸机起飞并抵达或飞离欧洲之前便将其歼灭。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政府高层认为核袭击中苏计划已不合时宜。1968年，约翰逊总统下达指示修改作战方案，如果要核袭苏联，可把中国排除在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当他获悉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后被吓得目瞪口呆，他认为总统需要的是不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军事计划。尼克松希望，军方不要轻易动用核武器，以防止局势升级。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也有动用核武器的计划。2018年10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专门研究总统的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斯洛施在其即将出版的一本有关总统战时决策的最新历史书籍《总统们的战争》中，援引了近年解密的文件。1968年，驻西贡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上将制订了一项代号为“裂颌”的秘密计划，内容包括把核武器运到南越，以便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对北越军队使用。1969年2月3日，威斯特摩兰在发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上将的一封电报中写道：“假如非军事区的形势发生严重改变的话，我们应准备使用针对大量军队的更大威力的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设想积极考虑把战术性核武器或化学战剂作为用于战争的候选手段。”据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总统特别助理、并在一次关于该问题的会议上担任记录员的汤姆·约翰逊说，林登·约翰逊总统推翻了这一计划，并下令运回核武器。汤姆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他（总统）得知这项计划已经启动时格外心烦意乱，他强硬地让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传话——我想是直接命令——威斯特摩兰停止行动。”
上述史料表明，美国总有那么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想使用核武器。进入70年代后，东西方关系趋缓，核战计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渐降低。
2018年1月1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表示：“美国并不能针对我和我们的国家发动战争。美国应正视，整个美国本土在朝鲜的核打击范围之内，核按钮时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这绝不是威胁，而是现实。”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麻烦请转告他，核按钮我也有，比他的更大、更厉害，而且真的管用！”打嘴仗尽管过瘾，但不能解决问题。鉴于核武器的强大破坏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在实战中派不上用场，只能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而存在。如果发生一场核大战，将对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使受害地区甚至全球出现持续很长时间的“核冬天”。在这种“核冬天”的环境中，能够活下来的生物寥寥无几。2018年7月10日，俄罗斯《真理报》网站报道，美国前不久公开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美国先发制人且俄罗斯没有反击，全世界也会迎来“地狱时代”，特别是美国，其500万人将在发射核弹后的几年里死于饥饿。如果美国先发制人，俄罗斯将失去约86%（按运载工具计算）或87%（按吨位计算）的战略核力量，残余力量足以对美国所有主要城市发动攻击。如果俄罗斯先发制人，美国剩余的核反击力量将有30%（按运载工具计算）或44%（按吨位计算）。无论谁先发起，打击有几次，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必将导致共同灭亡。正是这种可怕后果，迫使拥有毁灭地球的核力量的核大国谁也不敢轻率地掀动核按钮，最终还是要用政治、外交语言来对话。这也就是金正恩与特朗普半年之后的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朝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机制构建等事务展开磋商的真正原因。这个事件也是核能这种强大的能源资本对遏制战争所表现出来的反跃迁效应，使其成为有核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压器、战争的制动阀以及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