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会议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

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要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基于本次会议主要内容，领航智库点评解读如下：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各地、各行业企业均制定相关方案，取得一定成效。但各地、各部门对双碳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明显偏差。如一些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生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纠正运动式“减碳”，要先立后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中提出“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此为双碳工作的总体纲领。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争取时间实现新能源的逐渐替代，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确保安全降碳，要求避免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

毫无疑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能源政策的调整和纠偏非常及时，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能源领域的碳减排绝非一日之功，它是一个缓慢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可再生能源还未能承担大任的情况下，立足化石能源，加快化石能源的绿色和低碳利用，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能源短缺带来的社会焦虑。

能源安全可靠是能源转型的先决条件，保能源安全也是“六稳六保”的重要工作。过去的几个月，中国能源领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拉闸限电，而且呈现出多地、密集、持续时间长等特征。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煤电厂的原料动力煤的供给短缺，造成短期内价格大幅上涨，而发电厂的上网电价多年未有调整，致使煤电厂“多发多亏”，发电意愿大幅下降。其二是在新能源装机增长的同时，煤电机组快速缩减，表面上看中国电源装机每年仍大幅增加，甚至大幅高于用电量的增速，但实际上，由于风电光伏等发电小时较少，中国的有效装机并未增长，极端气候条件下，风光装机无电可发，导致部分区域出现电力供应的严重不足。

因而，本次会议更加重视“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尤其是在本轮“煤荒”过后，决策层也认识到煤炭和煤电在能源结构向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战略作用。新能源的发展则进一步强调消纳能力，通过储能技术发展、智能电网调度等方式，增加新能源出力是核心目的。

煤炭的利用已经持续经年，我们对煤炭的依赖甚至要高于对新能源的钟爱。煤炭的出路在于转型，从燃料向原料转型。清洁高效利用即是其根本出路。

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榆林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煤化工产业潜力巨大、大有前途，要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把加强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任务，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常会，决定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会议指出，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要从国情实际出发，着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加快推广成熟技术商业化运用。

所谓“原料用能”主要针对煤化工、石油化工等产业领域，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用于转化为原材料的部分，如煤质烯烃、煤制甲醇，石油制橡胶、纤维等转化用能，但其过程中存在的用于燃料的能源消耗依然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21-2022中国经济年会”时称，“原料用能并不是100%的排放二氧化碳到空气中，一般只有20%（排放），80%是转化成原料。但是燃料用能排放的都是二氧化碳，所以统计上要把它们分开计算，管理部门要考核，这些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也意味着，我国能源统计管理越来越精细化，减少统计上的重复计量。

如上所述，煤炭的出路在于清洁高效利用，煤化工是其中的重要路径。对于煤炭行业，原料用能就是煤化工用煤，即原料煤的主要成分通过化学反应转化为化工品，而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较少。在重新定义原料用能的碳排放归属后，一方面煤化工生产流程中碳排放总量下降，可以降低煤化工行业的“碳成本”；另一方面，在“双碳”背景下，保证大宗化工品的供应链稳定，防止出现产品价格大涨大落。

这也与本次会议“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的要求契合。当然，这背后也有将新型煤化工作为技术储备的诉求。

在2021年9月11日最新的能耗双控方案中，提出超出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最低要求的部分不纳入消费总量考核。

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动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在一定时间内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本次会议确定“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我们预计相关执行方式将有相关细则做出规定，诸如新增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标准、运行情况等。

但无疑，新政进一步为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会议提出“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意味着要新能源发展不一单边行为，需要系统考量与传统能源的发展关系，需要兼顾传统能源稳步退出、清洁转型的节奏。

本次会议首次提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进一步鼓励终端用能领域的可再生能源替代。

尽管能源活动排放CO2占比在90%左右，但能耗“双控”和碳排放“双控”并不能划等号。能源“双控”在执行上更加直接、简便，存在“简单层层分解”的问题，也并没有反映不同能源的单位能耗排放强度的差异。将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能实现能源“双控”与能源结构调整的双重叠加，实现控排的手段更加有力。

对于企业而言，一是企业不会因能源消耗多而受到停产的困扰，企业可以根据碳排放情况自主决策进行生产；二是碳排放考核无形中会鼓励企业最大化利用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对全社会而言，低碳的效益进一步被放大。

对于不同区域而言，碳排放强度高低也代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减污降碳能力越强，发展的空间越大，相关支持政策力度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