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七）
发布日期：2021-07-26 来源：
能源杂志 作者：风电之家 浏览次数：
117 核心提示：《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七）
《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七）”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1916年发生的凡尔登战役和1918年发生的亚眠战役，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被证明具有战略价值。1914年9月6日，法军在马恩河前线吃紧时，巴黎地区军事长官决定征用全巴黎的民用出租车，向前线运送士兵。当天晚上，500辆出租车就将一个步兵旅的兵力运送到50公里外的前线。在这支精锐部队的及时增援下，战局马上得以改观，最后法军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一些战史专家认为，法国的“出租车运兵”壮举是马恩河战役胜利的关键，同时也是战争史上的第一支“摩托化”部队的机动作战行动。1916年2月开始的凡尔登战役，在德军的猛烈进攻中，法军形势告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法军利用唯一与后方保持联系的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又称“圣路”），源源不断地向凡尔登调运部队和物资，一周内组织3900辆卡车，运送军队19万人、物资2.5万吨。这是战史上首次大规模汽车运输。法军的大批援军及时投入战斗，加强了纵深防御，对战役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德军丧失了突破法军防线的时机。坦克是一种以汽油引擎驱动的武装车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投入实战的坦克“马克1型”是由英国于1916年初研发成功的，当年4月开始批量生产，9月正式参加了索姆河会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交战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英军于9月15日的进攻中首次使用了坦克，当天就占领了德军的几个重要阵地。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坦克。1918年8月开始的亚眠战役中，英法军队集中使用了坦克，冲破了德军牢固的防御工事，打破了联军与德军双方战力对峙的平衡。德国官方出版的《1918年8月8日的悲剧》中说 “若无坦克，那么在8月8日上午，德军就不会受到那样严重的突然袭击，从而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恐慌现象。步兵看到步枪和机关枪都不能阻止对方的坦克，就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结果不是投降就是逃走。”德军将领鲁登道夫把8月8日称为“德军最不幸的日子”。其实，法国与德国在英国之后也研制出了坦克，并于1917年投入战场。但是，德军统帅部对这种故障频发的武器不够重视，也由于能源和原材料的不足，产出量和投入实战中的数量都很低。坦克的出现，主要是由能源形态转型而出现的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结果。随着石油的开发，比煤气更易于运输的汽油和柴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83年，德国的戴姆勒研制成功第一台立式汽油机，它的特点是轻型和高速，特别适应交通运输机械的要求。1885—1886年，汽油机作为汽车动力运行成功，大大推动了汽车的发展。从此以后，以汽油为动力的航空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飞机第一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天空。坦克与飞机的出现都是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所导致的跃迁效应。战争的逻辑就是“你死我活，你败我胜”，军队的战斗力就是能源资本的价值潜能，获取胜利就是剩余价值。在马恩河、凡尔登和亚眠这三次战役中，充分显示出了能源资本对战争结果的跃迁效应。对于交战双方来说，能源资本的双因子都在执行职能，只是这种职能的作用方向和效果不同。对于英法一方来说，主要是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执行职能 充分利用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机动快速的特点，前线需要什么就运送什么，需要多少就运送多少，及时满足前线的需求。对于德军一方来说，主要是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执行职能 自己手里无能源，运输线被敌方占领和破坏，导致前线急需的人员和物资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能源资本双因子各自执行职能，此消彼长，便形成了战争态势和结果的跃迁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由于美国的参战，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其中能源资本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钢铁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各种形态的能源，从而把能源资产的价值潜能凝结在这些钢铁产品中了。可以这样说，钢铁就是能源资本的载体，它的多少就表征着能源资本的价值量。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的钢铁产量一直处于第一位，而且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产量的好几倍。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国高得多，甚至比英、法之和还要多，这是战争之初德国节节胜利的物质因素。最后，战争的结果是德国被打败了，撇开其它因素不谈，就钢铁产量一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同盟国所拥有的能源资本不如对方多，或者能源资本的价值潜能挖掘得不如对方充分，从而导致战争结果出现了跃迁效应。战争所使用的各类武器，绝大多数是钢铁制成的，而钢铁的生产要靠能源资本的投入。由钢铁变成武器，也需要能源资本的投入。各种武器在战场上的使用，比如飞机、坦克和舰艇要运动起来，是需要燃料的。因此，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双方武器和其它战争装备的多少和优劣的背后，是能源资本的价值潜能在起作用。德国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主要能源消费量，比英国逐年减少，整个同盟国与协议国相比，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钢铁产量是交战双方间接的能源资本之间的较量，那么，能源消费量就是交战双方直接的能源资本之间的较量。不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了。因此，美国加入到哪个阵营，哪个阵营获胜的概率将大为增加。这说明，能源资本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导致战争结果出现跃迁效应的核心力量。战后近百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战胜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军队的原因有千万条，但在一定程度上，是能源和燃油武器的胜利。一战时，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寇梭对美国在战时向协约国提供大量石油的行为大加赞许，“滚滚而来的石油保证了协约国的胜利”。1918年之前，法国军队每月使用石油3.9万吨，英国为3.2万吨，美国为2万吨。战前，法国每年进口石油40万吨，1918年的进口量达到100万吨。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法国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道，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同时也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她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战争爆发前刚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占有25%的股份。由于德国战败，股份随即转给法国石油公司，德国在中东可能的利益也都灰飞烟灭了。这也是一种由于战争失败而导致能源资本损失的跃迁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能源特别是石油在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主要参战国拥有约34万辆汽车、9000多辆坦克、18.1万架飞机及大量军民用船只。这些机动性很高的武器装备对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据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各参战国用于战争的油料达3620万吨。正是由于能源资本推动了高机动性装备投入战争，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态，出现了明显的跃迁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希特勒的装甲部队以闪击战横扫西欧，而其机械化部队所需的大量石油来自罗马尼亚。由于战争初期苏联轰炸机损失过半，英国轰炸机大部分投入北非作战和袭击西欧德军，无法对罗马尼亚油田进行大规模袭击，因此罗马尼亚石油生产受到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1942年，罗马尼亚大约生产原油500多万吨，出口337万吨，销往德国的就达220万吨。1943年，罗马尼亚又向德国提供了240万吨石油。苏军攻入罗马尼亚后，德国最重要的罗马尼亚石油来源被切断，“油荒”愈演愈烈。严重缺乏燃料的德军无法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其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不能发挥应有的威力，战争结果的负跃迁效应逐渐显现出来了。二战期间，德国制造了大量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1944年的飞机产量将近4万架，达到整个战争期间的最高峰。但由于油料极度缺乏，飞行训练基本停止，大多数战机无法起飞作战。反之，英美的轰炸机可以任意遨翔在德国的上空并随心所欲地打击任何目标。燃油供应短缺以及油料运输不顺畅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德军地面机械化部队，这也是德军在许多重大战役中失利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苏德战场上，德军的油料供给不足在战争初期就已显露端倪。1941年7月的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德军就已经出现油料补给困难的局面。随着苏军顽强的抗击和战事的拖长，油料供应不足问题使德军在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高加索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对抗中失利。在北非战场上，盟军对德意军队运送石油的地中海航道实施了严密封锁，击沉了许多意大利油轮。“沙漠之狐”隆美尔的机械化部队由于缺乏油料，其他兵器、弹药、粮食和饮水都得不到补充，因此在关键的阿拉曼战役中丧失了制胜的主动权，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被英军击溃。到战争最后几个月，德国在石油以及其他战争物资的供给方面，根本无法与美苏等盟国抗衡，几近枯竭的燃油供应使纳粹德国陷入绝境。在阿登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等最后几场决定性战役中，德军由于油料极度缺乏，严重地妨碍了其航空兵和装甲部队的作战活动，大量的新式战斗机和重型坦克由于缺乏燃料而在地面被盟国空军炸毁。在阿登战役中，德军装甲部队正常的油料需用量为5个基数（标准量的5倍），但因油料短缺，只能提供1.5个基数的油料，仅达到正常需要量的30%。反观盟军，油料供应充足，是德军根本无法相比的。1944年底和1945年初，战争开始向德国本土推进，苏联红军主攻柏林，战役打响前准备的汽油和柴油为4—5个基数，航空油料为9—14个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以纳粹德国为首的轴心国最终彻底灭亡，其中能源供应不足直到枯竭，加速了其溃败的进程，成为导致战争结果出现跃迁效应的主要因素。德国最后所拥有的汽油，倒是足够将希特勒的尸体火化。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场争夺能源的攻防战。日本孤注一掷地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而导致其只剩下3个月的石油储备。日本联合舰队往返珍珠港所耗费的汽油，相当于日本海军平时一年的用油量。结果是日本赢了珍珠港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日本在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同时，竟然忘了摧毁瓦胡岛上450万桶燃油，可以说为这场战争悲剧添加了一点喜剧色彩。在能源运输通道被美国彻底切断的情况下，日本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石油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不能保证海空军的油料供应，结果失去了制海权和制空权。从1945年3月到8月，日本的进口物资下降了90%，战争所急需的石油、煤炭、粮食等战略物资供应近乎中断；军工企业由于原料断绝，纷纷停产或关闭；大批飞机、舰艇由于燃料极度缺乏而被迫停飞、停航，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与希特勒德国一样，资源与能源匮乏的日本难以支撑长久的战争，而在争夺石油的战役中屡屡失利，又加速了日本的灭亡。可以说，日本为石油而战，又因石油而败，能源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必然彻底失败的命运。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在日本的战争机器中执行了职能，制约了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使得日本相对于盟国来说出现了军队战斗力和国家综合实力急剧下降的负跃迁效应。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总体战略，就是最有效地动员国内石油工业的全部资源和能力，满足战时美军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并对盟国进行石油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建造大量的军舰、卡车、坦克和飞机，其核心是打造一部完全以石油为燃料的军事机器，包括具有高度机动性的空中力量、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先进军事体系。显然，这是一个能源资本密集型的强大的武器装备系统和军事体制，本质上是在战争中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这种资本的价值体现，就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产生一种相对于敌方的正跃迁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消耗石油最多的一次战争，交战双方的军用油料消耗达到3亿多吨，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耗量增加了7倍。在这场现代化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飞机、坦克、舰艇、运输车辆等武器装备。这是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之间出现跃迁效应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对石油的需求大为增加。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油料达2200多万吨，占各类作战物资总量的60%；越南战争中消耗油料为3000多万吨，占各类作战物资总量的70%。80年代初发生的英阿马岛战争，在短短的74天内消耗油料70多万吨，日耗油量达9460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美军消耗油料达626万吨，日耗油量达15万吨，人均日耗油量约205公斤，占其物资消耗总量的50%以上。正因如此，交战各方都将夺取与控制石油资源当作重要的战略问题来规划。据统计，当今世界使用的能量中有35%都是由石油提供的，95%以上的运输工具都是以石油制品为燃料的，全球每天的石油消耗量约为8740万桶。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其储量是有限的。在人类把地球上所有石油资源开尽采绝之前，各国对石油的争夺将会变得越来越剧烈，由此引发的战争和冲突也将会越来越激烈。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有石油资源的多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 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 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 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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