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常说，那时她的高小还没念完就回家了。
我算了一下，她是民国三年生人，如果能念到中学的话，正是“九一八”前后，当时大批学生追随着东北军南撤的人马嘶鸣流亡到了平津，继而又涌向陕西。
在后来不可自主的岁月波澜中，他们的命运令人扼腕地叹息。
我相信我奶所遗憾的正是她现在所幸福的，否则，她一定活不到87岁。
我奶是打死了一头老母猪才上了学的。
那时她看见别的孩子都去上学，也张罗起来，但我奶的父亲却赶她去放猪，我奶于是把未能上学的怨恨都发泄在那头老母猪身上。
在她的棒击之下，老母猪一头钻进了茂密的青纱帐，直到傍晚，才喘着粗气拱了出来，然而两条后腿已经不能直立，只好用前腿捧着地，在我奶的吆喝下，一蹭一蹭地回家。
幸好这时天色已黑，一进院门，我奶便高声地把它赶进了圈，以这种虚张声势向家里人报道。
天亮的时候，老母猪已经僵了，所有的人都以为是得了急病，没有人怀疑我奶。
我相信我奶那时候应该在十岁上下，而她在这时候就已显示出敢于直面生活的胆量。
没有了那头老母猪，我奶的父亲只好送她去上学。
在二十年代的抚顺乡下，能够让家里的女孩去上学，而且是男女同校，足以证明我奶的父亲的开明，也由此可知她的家中应该是很富裕的。
造成我奶匆忙出嫁的原因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越境逃亡到了东北，我奶向我描述说那些人到处找姑娘，许多人家都是在东躲西藏中赶快把姑娘嫁了人，由此可以推测当时这些胆大妄为的异乡人曾给本已生活的不易的东北人带来过怎样的伤害。
但是在今天，这段本该刻骨铭心的往事居然已变得闻所未闻。
我奶就是在这时来到我们家的，她的男人比她小6岁，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婚姻由此也注定了它的基调。
我和妹妹都是在我奶身边度过童年的。
许多个晚上，她在黑暗中划亮一根火柴点燃她的烟袋，我们就在她的故事里入睡。
她的故事，也就是她的经历，其中的多数都是胡子和清剿驴子带给这一门人的惊扰波澜。
东北的胡子闻名全国，而闹清剿驴子则是“八一五”光复以后的事，这是东北老百姓送给国民政府清剿队的背后称呼。
在我奶的描述中，完全没有年代的分野，永远是以那回还有那回为开始，她像守着一个蒙布的筐，随便掏出一个，都足以让听讲的人兴趣盎然，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回首往事，而我奶却能做到把那些令人气闷的的从前细致地娓娓道来，让听讲的人像听评书一样地感到津津有味。
我想这种乐观除了和她受到过启蒙教育有关，再就是那份在她年少时就已表露出来的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
我奶似乎和它的老太爷关系不睦。
她年少的男人也显然对她缺少爱和关怀。
然而这些关起门威风的男人在我奶风雨波澜的故事中却一个也找不到了，每当那些从山上下来的好汉们造访时，都是这个一门的长媳出面应对。
那回，半夜的时候。
抓壮丁的清剿驴子突然砸门而入，我爷和他的弟弟已经上山躲了几天，只有这晚上大意，来不及出逃的我爷一头扎到我奶的被窝里。
这又是一次艰难的对话，那些扑了空的精壮汉子在我奶心惊肉跳的周旋下总算在捞了点实惠就要离开的时候，我爷这时反而鼓起勇气悄声告诉我奶他要跑，我奶又急又怕，说已经跟人家说你没在，你跑了我怎么办？然而再也沉不住气的我爷到底不顾我奶的处境，他光着膀子又在被窝里捂了一身汗，我奶一把滑溜溜的没抓住，我爷就顺着窗户一个高儿窜进了后园子。
后面人家早就放了哨，听见动静抬手就是一枪。
那回我奶终究未能免去本不该承受的委屈，后来她问我爷跑哪去了，那么多人都没抓住他，我爷说他也知道跑不了远，就一头扎到菜窖里去了。
土匪们来的时候，我奶要为他们做饭、洗衣裳，说尽各种好话保全一家人不受伤害，也敢和他们争夺被抢走的财物，还去赎过被绑票的老太爷和自己的男人，以至于她也懂了很多黑话。
为此她发挥出一个乡下女人的全部智慧。
一次胡子相中了她的毛裤，她再三央求最后只好说这是女人穿过的，男人穿了不吉利。
那胡子根本不管这些，穿上走了。
这拨胡子再来的时候，说那人果然掉山崖摔死了。
还有一回，全家人已经饿得起不来炕，我奶会上妯娌上山掰了两口袋刚出粒的青苞米，刚刚煮熟还没吃到嘴儿，寻烟而来的一留清剿驴子猫着腰就从山上下来了，我父亲和我大姑饿得直拽我奶的衣襟，这个可怜的母亲苦求他们给孩子留一穗苞米，可那些饿得眼冒金星的汉子们连一个苞米粒也没留下。
在无数个故事中，我奶每次讲到这一个都会在她的语调中流出几份辛酸。
难以想象的是，就是眼前这个老太太当年还卖过大烟。
伪满时我爷爷曾经在通化做过伪满警察，我父亲就出生在那里。
我奶奶的大烟交易，就是在通化的那些胡同里进行的。
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里去干的，我奶告诉我。
这句通常用来形容早期革命者的话被她用到了这里。
在黄金年龄时代热衷于推牌九的我爷爷最辉煌的战绩就是扛回来一床棉被，但我奶的冒险却为这个家留下了一点儿可以传代的东西，我奶曾指着炕柜、米柜还有一个挂钟，大声地说这都是她那时置办的。
在她的家里，这几件东西即使现在看来也是最像样的摆设。
所有的大烟都来自她亲手栽下的罂粟，我为她遮掩得体而从未被人知觉的才能而感到惊讶不已。
我奶先后有过几个男孩，活到成年的只有我父亲。
其中一个曾经养到六岁，我奶曾经不无伤感地向我描述那个孩子的可爱和聪明，我能够感受到她对他的喜爱超过了我的父亲。
刚有我父亲的时候，有个女人说我奶命中无子，接着向我奶传授了一种神秘的方术，我奶说她就是靠此才养大了我的父亲，然而我父亲还是在他磕磕绊绊地刚届中年就走了。
我奶跟我说，她真是命中无子。
我父亲的病在他少年时就打下了基础，他曾经向我埋怨上学时我奶做给他的鞋不够保暖，正是关节受寒才导致他的心脏无医可治。
我相信我奶是无力给予这个唯一的儿子以足够的温暖，我无数次地去过我父亲的墓地，每次都要远远地路过他们当年生活过的老宅，道路行走的艰难简直无法想象，在并不算远的一段路程中就要几次穿越同一条河流。
河上从未有过桥，我父亲少年时就是沿着比这要遥远得多的路去上学的。
我奶和我父亲母子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这个家中超过了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
我父亲有次放学回来说老师让买钢笔，我奶没有钱，最后我父亲说那你陪我上山吧，那次我父亲一个人把他们采来的山货背到集市上卖掉，当他兴高彩烈地回来时，除了手里的一支钢笔，身上还多了一件红色的背心。
我奶曾告诉我，当年从通化回来时，在一座车站上等车，站台上到处是准备撤退的日本人，我父亲就在这时不见了，我奶找到他时，我父亲正蹲在一个坐在行李上的日本军官面前，那人手里端着一碗蛋炒饭，他吃一口，然后喂我父亲一口，大惊失色的我奶又急又气地一边向日本军官赔笑一边拽起我父亲就走。
日本军官却摸着我父亲的头夸奖说，小孩大大的好。
另一次则是在火车上，一个邻座的女人看好了我父亲，想领养过去，我奶自然不允，那个女人便在长途跋涉中卖力地关心我父亲，车一到沈阳，那个女人就和我父亲一起不见了，我奶一抬头，看见他们正疾行在天桥上，立即冲下车，追上去一把拽回了她几乎又一次失去的儿子。
跟据我奶的描述，我推测这两件事应该发生在“八一五”光复后他们返乡的途中，日本关东军已经投降，我爷的警察自然也干不下去了。
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这种打击对年近八旬的我奶应该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又一次令我惊奇的是，在我父亲之后她仍然顽强地活了十二年，她最后的年纪已经几乎是儿子的两倍。
我相信有些人活着是需要勇气的，儿子是我奶多年来生活的希望，现在失去了，然而她仍然踏踏实实地活着，她似乎从来不依靠别人，而事实上她又不得不依靠，尤其后来的这些年，从我奶的身上，我看出了活着也是需要智慧的，在乡下，从女婿们那里得到的依靠通常不是很牢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别人已经失去给予能力的老人却仍然生活得如鱼得水，我能够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难度要比当年面对那些精壮汉子们容易得多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我奶而不佩服她的语言能力的，从乡土文化来讲，她就是一个语言大师，她的幽默和达观使她的形象和尊严从未因为年纪而受损，这种能力让她在几十年间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家庭，而不是当年对她威风过也见过世面的那个男人，这一切显然都来自于她的生活态度，那份贯穿了她的足迹的直面人生的胆量。
这才是她的依靠，在她和自己的男人失去了劳动能力以后，她就凭此而活着，她的晚年活得尊严而又体面，在她的那些同辈们大多面临各种尴尬甚至凄凉的晚景时，她的生存，被村里人称为奇迹。
那次，村里要交税。
这么大岁数，都不能动了，交什么税？村长来动员，我奶依然态度坚决，村长是我奶摸着脑瓜长大的，没法子只好走了，我爷爷望着我奶说，你还抗税哪？我后来听到也很惊异。
十几年后，国家发布取消各类农业税的消息时，我又想起了我奶抗税的故事，佩服她的眼力和远见，她那时候就明了了税收的不合理。
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他不在了，一定要照顾好奶奶。
他说完这句话的十天后就突然地走了。
此后的十二年，我都在为这句话而活着。
我简直无从预知我奶到底能活多少年，她就像一只残烛，有风的时候，那火苗被压得极低几乎不能察觉，然而风力稍弱，它便又顽强地抬起。
那年的正月初一我和妹妹一起回去，在那间我们长大的老房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冷清，他们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个生活在身边，我难以想象当三十晚上家家都在忙着送灶王爷的时候，他们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奶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肉的痕迹，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一根刺，从一入冬她就趴在了炕上，然而当中气已不充沛的她稍有些力气时，一张嘴，那个熟悉的语言大师就立即回到大家面前来了。
我们预感到这可能是她的最后一个春节，放光了带回家的一箱鞭炮后，妹妹、妹夫和我先后三次去村中的的卖店，几乎买空了店里的存货，这个家，自从他们的六个孩子先后成年离开后，已经多少年没有这样热闹了。
到了春天，几个姑姑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棺材也抬到院子里漆上了油，我赶回去，当大家正议论着后事时，我看着躺在炕上的我奶，心里有些不忍，便安慰她天气已经好转了，今年过去或许还能活十年，我奶却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什么，能活到现在已经很满足了，死了就卷个炕席，往哪个沟里一扔就得，别弄那些麻烦事。
我回来后便等着来消息，让大家佩服的是，我奶真就又熬过了一年。
在她的身体里，她的胆量和勇气已经融合为了生命的韧性。
那天是五月的一个下午，终于传来了我奶离去的消息，她是差十分正午走的，那个时候我正在煮一锅面条。
五"一的时候，她已不能进食，我用二斤牛肉煮了三个小时熬出来一锅汤，她只喝了一口。
要走的时候，十二年我奶第一次挽留我，希望再住一天，我告诉她下个月还来。
我奶说那只是说说，工作很忙，还能来么，这时我断定她剩下的日子真的不多了，所以很坚决地说一定会来。
我果然不能食言，她的五七就在六月，按照乡俗，我该到场的。
赶回老家，才知道我奶是中午走的，妹妹从英国的来信下午两点也到了，随信还有一张照片，今年的春节她未能来看奶奶，心里一直很内疚。
四姑告诉我这几天来我奶的情况，末了说，这个岁数走了也行了，就是可惜她这个脑瓜了。
我俩互望了一会，在一片哀伤的氛围中，忽然一起笑了。
我奶被埋在了她儿子的后面。
在这个家中，他们的关系始终就是这样的超出了其他的成员。
生活的艰辛曲折，我奶和她的同辈人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我奶却是用她的近百年的个人经历，让我们懂得了，人的生存其实也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