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电厂建厂历程一九二六年以前贵阳没有电灯，靠清油灯或牛油烛，即使在少数官署和公馆，也只能点上煤油灯或煤气灯照明。
一九二六年七月， 周西成当了贵州省省长之后，开始筹立创办贵州省电灯局。
准备将存放在贵州镇远县用作开矿的两台七十五千瓦的直流发电机搬运到贵阳，作为建厂设备。
当时贵州还没有公路，由镇远到贵阳二百多公里，都是羊肠小道，搬运这样大的机器实在困难，周西成就派贵阳模范中学教师花来峰(贵阳人，曾到日本留学电气)负责这件事。
花来峰到镇远组织人力搬运机器，拆不下来的锅炉等大件，就用几十到一百多人抬。
特别是搬运输电用的二十一股的皮包线，每大盘千余米，重达几吨，则完全是由几百人抬起走的。
费了九牛土虎之力，历尽千辛万苦，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于一九二七年农历端阳节前运到贵阳。
厂址最初选择在贵阳南门外武侯祠，厂房建成后，由于缺乏技术人员，电机运来了却无法安装，不得不派人到重庆去请技师、技工黄福成、汪秋林、徐洪清、费占清、陆和生等来贵阳安装。
安装完毕，又因机器内部生锈、管道腐烂，发不出电。
周西成又把当时贵州大学教授刘守一(贵州人，留学日本学电气)请来，配合技术员维修，经过努力，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中秋节晚发出了电，贵阳山城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电灯。
一九三六年， 电灯局增加了一座两百匹马力的锅炉 (当时锅炉按马力计算)。
一九三七年“七七” 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机关、团体、学校等纷逃来贵州，一些厂矿也相续迁来，工商业迫切需要用电。
一九三八年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与贵州省政府将原来“贵州电灯局”改组，合办“贵阳电厂”，随即成立“贵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投资百分之八十，贵州企业公司投资百分之二十。
电厂定为三等，由资源委员会电业处长担任董事长，范寿康和韩德举担任正、副厂长，其他设工务长及事务长。
为了充实电厂技术力量，还到江苏、湖南调来一批技术员工;在湖南长沙拆迁百六十千瓦交流发电机两台，搬到贵阳。
并重新选定贵阳市郊水口寺为厂址，开始新建水口寺发电所第一机房。
因日本空袭频繁，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才正式发电。
从此贵阳才开始使用交流发电机，日夜供电。
一九三九年电厂总发电量为六百七十千瓦 (包括直流发电机一百五十千瓦在内)。
由于战争的关系，迁到贵阳的机关、学校、厂矿与年增加，发电量不足以应付，电厂只得采用分区轮流停电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决定由湖南冷水滩拆迁两台二百六十千瓦交流发电机给贵阳水口寺发电所，修建第二机房。
由于运出的机件在途中遭日本飞机袭击，损失很大，影响新建工程，第二机房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建成供电。
一九四六年贵阳电厂改为二等，设经理及协理，在水口寺发电所新建了第三机房，添装了英制一千千瓦火力发电机，一九四七年正式发电。
贵阳电厂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前，共建机房三个，五台发电机，总发电量为一千八百四十千瓦(第一机房三百二十千瓦，第二机房五百二十千瓦，第三机房一千千瓦)。
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后电厂又筹建了第四机房，发电量为一千千瓦，并在庆祝贵阳解放的大会上供电。
另外，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还在贵州修文修建了有两台七百五十千瓦的美制水轮发电机的机房，到一九五一年才正式供电。
解放前，贵阳电厂共有四百名职工，其中发电所及供电科的职员全部是大专院校毕业生。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贵阳到处传说：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准备逃跑，临逃前要对贵阳实行法西斯“三光政策”。
为防止电厂遭到破坏，电厂职工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成立了护厂队，电厂绝大部分职工，克服一切困难，坚守工作岗位，不但完成了护厂任务，保护了国家财产，使电厂没有遭受丝毫损失，而且想尽一切办法新建了第四机房，维持了修文河水力发电工程。
没有停过一分钟的电，保证了贵阳市三十万市民的生活需要，是解放前夕全国六家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解放后受到了国家的表扬。
一九五0年初，中央燃料工业部颁发了“护厂先锋”的奖旗，贵州省、市首长苏振华、秦天真等都给予赞扬和鼓励，贵阳市警备区司令员汪乃贵还把电厂的护厂事迹写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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