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谈到唐朝的灭亡，都会谈到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这两者是唐朝衰亡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我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经济原因。
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经济的原因，唐朝也不例外。
而唐朝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财政短缺，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本文就谈谈财政危机是如何拖垮了唐朝。
一，唐朝财政危机的出现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税，也就是租庸调制度。
唐朝前期推行均田制，也就是将国家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则为国家提供租庸调以及兵役，所谓的“租”为田租，庸是以“钱”代役、调是就是户口税。
这种近似于乌托邦的土地制度，很快就遭到了破坏。
由于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能够分配的土地也减少了。
到了唐高宗时期，土地已经严重不足。
原本均田制规定每户可以拥有120亩土地，不过实际上可能5亩都分不到。
虽然土地份额不足，但农民的租庸调份额却没减少，如此农民就只能选择逃亡，躲避赋税，均田制走向瓦解了。
武则天时期，“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农民逃亡是政府不允许的，因为这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于是武则天和唐玄宗就大规模清查户口，历史上称为“括户”。
721年，唐朝就找出逃户80万户。
由于没有土地分配，政府无法让这些逃亡的户口重回原地，只好承认他们的“客户”地位。
逃亡的人口规模巨大，唐朝不可能用租庸调向他们征税，于是增加了户税、地税等税种。
在开元年间，地税已经成为了国家重要的税源，甚至已经和租庸调征收的税额相等了。
但是户税和地税的征收面远远大于租庸调的征收面，也就是变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户口大量下降。
同时，唐朝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减少了不少，华北各藩镇的赋税也不会上缴中央。
在这样的环境下，唐朝的财政危机全面爆发了。
开辟新的税源，成为了唐朝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方式。
二，两税法的出台安史之乱后，唐朝首先以提高税率的方法来解决财政危机。
769年，唐代宗提高了对八等户、九等户收税的收税标准，八等户的户税从天宝年间的452文提高到了700文，九等户从220文提高到了500文。
到779年，唐朝的户税总收入达到了600万贯，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两倍多。
地税也在不断提高。
763年，地税是每亩2升，到大历五年，上田每亩税5升，新开垦的荒田也要2升。
以前是每年征收一次，现在变成了每年征收两次。
766年后，又新增加了青苗钱每亩15文，以及地头钱每亩25文。
户税和地税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是租庸调的税收却日渐减少，直到被彻底替代。
779年唐德宗任命杨炎为宰相，杨炎推行了两税法。
主要措施就是将所有的税收统一为春秋两次征收。
两税法的推行，简化了收税的程序，并且主要以财产作为收税多少的依据，变得合理了。
两税法的推行，暂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不过两税法的推行也是“竭泽而渔”的表现。
此政策意味着国家承认了土地的兼并，于是兼并之风更加盛行。
与此同时，自耕农的破产速度也加快了，逃亡的农民不断增加。
在两税法推行后，唐朝历代皇帝还会在两税法之外继续增加新税，如青苗钱、义仓税、间架税、茶漆税、茶税、榷税、盐税等，可谓“苛政猛于虎”。
两税法推行后，唐德宗自以为百姓得到了实惠。
784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
唐德宗在这一年游猎于新店，寻访了这里的赵光奇家，问“百姓高兴吗？”。
赵光奇说：“不高兴”。
唐德宗疑惑道：“今年大丰收，为什么不高兴”。
赵光奇回答道“因为朝廷的诏令言而不信，之前说除了两税之外，其他的都免了。
现在征收税两税之外的已经超过两税。
后来官家又强制征收粮食，一开始让百姓将粮食运到路边，现在直接要让我们把粮食运到京城，路途遥远，牛死车坏的情况屡见不鲜，搞得家破人亡，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
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如果少征收吧，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入不敷出；如果多征收吧，又会加大地方的矛盾。
不过唐朝后期皇帝基本都是短视的，他们只管满足朝廷的开支，不管民间死活。
安史之乱后，地方的农民起义就不断，唐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三，开辟新的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