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鑫园、百加百、天顺等在云南曾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这两年来相继倒下。
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在企业倒闭都不是新闻的时代，有必要再去回味一下，尽管知道了它们为何而败，但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
梳理这些企业的过往，迅速扩张、资金短缺、股权纠纷、风险意识、创新能力等成了杀死这些民营企业的“凶手”。
而今，在云南民营经济的多个指标呈现下降的大背景下，又能从中得到哪些走出误区的借鉴？创始人讲述“百加百”倒闭真相“百加百倒闭了！”“老板带着钱跑了！”……2015年12月份，云南各大媒体对“昆明百加百突曝倒闭，数百维权会员哄抢店面”事件进行了报道。
一时间，“百加百事件”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据此前同城媒体报道：2012年，从欧美等国调研回国的百加百创始人邰龙江，决心结合国内市场建设全新的“汽车、生活、金融O2O服务平台”。
据介绍，这一连锁平台的构想，是通过免费或低价洗车增加店面客流，以顾客购买5000元、1万元、2万元不等的洗车美容套餐，赠送相应积分或提供联盟商家增值服务等方式，吸纳高端会员。
而最终，百加百以发布会形式回应：百加百公司“暂时不敢，也无力承诺会员后续问题”。
就这样，百加百和邰龙江随后便从大家的视野里消失。
在2016年7月本报记者曾联系过邰，其以“事情都半年了，为了我的家庭安静一点”为由拒绝了。
然而，伴随着9月12日浙江“欧特隆汽车后市场新思维模式经营研讨峰会”的召开，邰龙江以“原云南百加百直营连锁董事长”的身份参加，平静又被打破。
随后，国内多个网络平台上刊载了邰龙江演讲的原文。
演讲内容显示，邰龙江在辍学后，从摆地摊到洗车工做到店长，并坦言2000年的汽车后市场这个行业，“开店想亏本都很难。
因为我那200平方的店很差，但我会贴膜，我不吹牛，我贴膜是一把好刀。
广州的防爆膜总代业务，跑到我的贴膜店，让我做代理商，我就从批发零售开始做。
”“我觉得那个钱来得太不可思议了。
2001年，那个店做了差不多1000万的生意，净利润有300万左右，莫名其妙的赚了那么多钱，当然也不完全是莫名其妙，还是有很多勤奋和努力在里面。
”邰龙江在演讲中透露。
2003年，邰龙江成立了巧手专业贴膜公司，主营专业贴膜和加盟连锁。
“说到加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加盟，也是偶然的机会，我的店生意很好，我的经营商说"要不让我做加盟你的品牌"，我一搜网上加盟可以收加盟费，就加进来了。
”这样的模式也通过连锁迅速扩张开来。
2004年到2008年，巧手在全省、西南乃至全国迅速扩张，2008年开了21个办事处，120个加盟店。
2010年，百加百加盟连锁店成立了。
做到2013年，百加百的加盟连锁店和巧手的加盟连锁店，“那时候年轻，野心比较大。
做得好的时候一共有200多家，当时我们的销售额在云南算做得比较不错”。
在这期间他去了趟国外考察该行业，也就下决心来做这个行业。
后来由于做大之后，在经营连锁过程中，与加盟商的控股、利润等方面分配始终未能处理妥当。
“所以2014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只做直营连锁店。
从2014年初开始，当时得到了银行的帮助，银行给我贷款将近1个亿。
因为当时我在昆明企业的经营数据、利润、团队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漂亮。
”邰龙江说。
发展到2015年，百加百的店面数量接近70个店，到2015年装修完准备付款的还有20多个店，加起来有97个店。
2015年12月份百加百公司休克，让邰龙江的创业至少目前看来是从O到O2O再到O。
邰将倒闭的原因归于两点：一是扩张太快，连锁变直营，这是核心的原因；二是10个月的收入1.6个亿，银行贷款还了1个亿，付银行利息差不多2千多万，开支差不多6千万，整体上还是入不敷出。
“很遗憾我的百加百暂时倒闭了，未来还站不站得起来？我还在奋斗当中……”这是邰龙江在演讲结束后的话语。
过桥米线企业的沉沦往事梳理过桥米线发展的近30多年历程，坎坷似乎和这道滇派名吃有着道不尽的纠缠。
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市场淘洗，李麟的吉鑫园、陈宗康的过桥园、陶鑫国的过桥都、张宪荣的新世界最终沉淀下来了，而其中的前三者之前的竞争以及名声相对更大一些，而今也不复存在了。
综合名声最大的吉鑫园关停的原因来看，其中三方面被很多人提及的：一是之前开启的歌舞伴餐模式，对演艺要求过高，很长一段时间演艺上的人员投入、支出等超过餐饮，这无形中加大了投入；二是该商业模式主要寄希望于政府的接待以及旅游接待，伴随着国家政策调整，这样的重资产面对市场遇冷就吃不消了；三是高利贷。
“在资金使用方面，吉鑫集团在民间融资这块成本非常高。
事实上，在陈宗康和陶鑫国刚开始创业时，二人打了联手，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
后来两人之间的矛盾渐渐大起来了，在宣传上、在经营中、乃至在过桥米线的配料上，陈、陶两人的意见往往统一不起来。
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而且是友好地分手。
这后来还被云南餐饮界业界传为佳话。
这样的经营理念矛盾也传导到了桥香园的江氏兄弟处，和陈、陶友好分手的平静相比，江氏兄弟的分手就显得有些波涛汹涌。
按照预期目标，之前已经基本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的桥香园，谋划在2011年或2012年上市。
桥香园一直是由江勇江俊二人经营，后因为二人经营理念不和而分道扬镳，为了取得对合伙关系的认可，2011年8月18日江勇一纸诉状将江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于这场官司对桥香园带来的影响，多人用了“破坏性”和“毁灭性”两个关键词来形容。
就在诉讼旷日持久的开展过程中，2014年实际掌管着桥香园的江俊做了一个5年发展目标，除了继续谋划上市而外，还谋划到2019年的开店数量突破100家。
但2014年底江勇胜诉，顺利分到了桥香园店面的一半。
桥香园整个扩张模式靠的就是连锁，而如今店面数量少了一半，资金等方面也遭遇压缩。
任何行业都一样，在没有形成巨头之时，都会冒出很多分食者。
就在桥香园受困于兄弟合伙纠纷之际，过桥米线再现遍地开花之势——龙润集团跨界涉入，不少高端酒店进入，各个层次的饭店都有供应，个体户更是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本来云南过桥米线可以在巨头、资本等的推动下，能形成更广阔的市场格局，并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但最终受制于后继无人、资金短缺、家族合伙纠纷等原因，似乎过桥米线又重回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个原点状态——百家争鸣。
天顺等本土商超批量倒下商超倒闭从来都不是新闻。
普尔斯马特、诺马特、盛兴、百佳、天顺等商超在昆明乃至是云南，曾盛极一时，但最终都沦为后来商超发展学习的反面教材。
在倒下的这些商超中，天顺的案例相对靠近当下。
天顺楚雄店则是这场风波的导火索。
事情缘起于2015年天顺超市楚雄开发区店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房东要求在2015年8月31日前交回房屋，当年5月14日夜间，先后发生供应商到楚雄开发区店、永仁店哄抢商品的事件。
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在其他店面发生，天顺从2015年5月15日起，40家超市全部歇业。
“这便是商超界典型额多米诺骨牌效应，往往一家超市出现问题，就可能波及其他的连锁超市。
”云南一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没有出问题的超市和可能出问题的超市正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如果经营不畅而没有及时将货款支付给供应商，那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超市频频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行业进入门槛太低，而且可以通过设置结款周期，以一定的初始投入占用供货商的资金。
一些超市经营者一旦进入经营角色，就会抑制不住扩张欲望，错误地认为规模扩大了就能赚钱，因而盲目地发展，众多超市竞争激烈，资源体系和管理能力又没有相应的韧度和强度，利润率低，资金少，显然进不了好货。
没有好货，就不能吸引消费者，销售额就会下降，资金就不能正常周转，与供货商的款项就不能按时结算，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综合后来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天顺相关负责人陈述以及业内人士看法，“显然天顺的这些店面已经无力支付场地租赁费，迎来关店潮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融资能力弱，资金链脱节。
一旦资金链因开新店、投资或其他原因脱节，供货商的货款拖欠，马上会引发供货商聚众清货的局面。
结合其发展轨迹来看，早在2009年之前，天顺在全省范围内累计开店也就10家，但从2009年至2013年，最低的一年也开了5家，而最高时一年曾开到了8家，总数达到了40余家；从覆盖面来看，在覆盖完全省之后，天顺也将步伐迈到贵州，成为了云南又一商超大规模运营者。
除了扩张太快而引发资金短缺外，天顺相关负责人将其另一方面的原因归结于其建设昆明总部的大兴土木。
据其官网显示，天顺在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建有16000多平方米的总部行政中心，20000平方米的物流配送中心，共有5000多员工。
按照天顺之前的长远规划，在未来几年内，积极拓展云南县级城市、重点乡镇和周边地区及国家，力争连锁超市门店数量达到100个以上。
然而，这一切伴随着那一波门店关闭潮戛然而止。
业内人士认为，通常地方性商超的扩张带有一种盲目性，因此经营者要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处理好效益与速度的关系，要做到量力而行。
刚开始超市规模不宜过大，规模形成是一个过程，不要操之过急；小超市也可以加盟到一个大企业中，享受给他们的规模效益，也可以自己成立一个联合体，降低风险。
梳理包括天顺在内的多家倒闭了的商超，“没有特色，商品结构不合理”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倒闭的中小超市竞争实力、经营观念上不去，货源空档，没有主打产品。
营销能力主要是采取差别战略、成本领先战略、目标集中战略以及中国特色的营销文化，提升企业的凝聚力，要有中国特色。
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本报记者有交流的多家民企负责人均认为，眼下民企的经营环境可以用“维艰”来形容。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云南民营经济发展调研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指出：“近一两年我省民营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生存和发展状况受到了极大挑战，形势十分严峻。
”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民营经济增长率和民间投资增速出现“双跌”态势。
源自云南省工信委的数据显示，云南民营经济增加值在2012年达到了同比增加23.6%的峰值后，从2013年开始至2016年上半年整体呈现下滑态势，今年上半年的为6.5%；与民营经济增长情况类似，云南省民间投在在2013年同比增长36%后，便开始了大幅的下滑，2016年上半年的仅为7.4%。
《报告》指出，这反映出云南省民营经济在去产能、去库存和经济持续低速运行的大背景下，以及受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源型、投资拉动经济的影响，云南民营企业“失去了投资方向”，已经滑向“最低谷”。
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呈现了“双降”趋势。
源自于云南省工信委的数据显示：云南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量的比值在2013年达到了53.1%，以后每年以5%的速度迅速回落，2016年上半年仅占全省固定资产的36.4%，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年增长率也呈现下降趋势。
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流动资金锐减、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减”状况。
《报告》中透露：地州一家为数不多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2014年被银行累计抽贷10亿元，导致技术改造陷入停顿，后续发展困难；另一家曾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2016年初已经如期还了贷款，但银行没有如预期那样打开放贷之门，生产经营均不能正常进行。
总体上来看，云南民营企业产业分布较窄，规模以上的大多在黑色、有色、建筑、煤炭、房地产等国家去产能、去库存的范围，受国家政策影响，这些企业很难获得获得银行贷款，加之滇企本身经营传统、防风险意识淡薄、创新能力差、企业成功转型升级困难。
这也便是，云南民营企业生存脆弱繁荣原因所在。
受这些因素影响，《报告》显示：在2015年，纳入统计的3032户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营收由上年的增长5.23%转为下降11.13%，亏损面达43.4%；全省限额以上的批发和零售、餐饮和住宿民营企业3330户，营业额出现负增长的为1271户，接近4成；另据省五金协会统计，其旗下关停的企业从2013年底的10%增加到现在的40%。
这样的生存危机，“已不是个案，带有一定的行业性和群体性”，“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倒闭潮"，极易引发"连锁反应"”。
这是《报告》中对民营企业生存状况最直白的揭示。
新增小微企业激活率和“僵尸”企业注销率出现“双低”现象。
2015年，云南新增民营企业突破10万户，比2014年增加了34.8%，企业增速排名全国第一。
然而，《报告》显示：“许多企业只登记不运行，激活率不到50%。
”在云南推进“两个10万元”工程中，一些人仅仅为了套取3万元政府创业扶持资金，虽然成立了小微企业，但并不从事经营活动。
据《报告》透露：“省统计局相关部门在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对7户新登记私营企业的现场抽样调查，只有2户正常经营，其余5户根本找不到踪迹。
”有增就有亡。
由于注销制度的繁琐，许多事实上已经消亡的“僵尸型”民营企业不去办理注销登记，仍然在企业统计范围内。
“以矿业为例，2015年底对其调查显示，8000多家中只有516个存活，存活率只有6%；而在这些“存活”的企业中，还有不少企业是为了保有探矿权和采矿权而没有注销，事实上已处于停产状态。
”《报告》透露。
源自云南省工商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云南共注销了16001户，同比增长98.7%，其中注销企业中的90%以上的都是民营企业。
从18大行业情况来看，除了采矿业注销户数同比下降外，其他17个行业的注销户数同比都有大幅增加，尤其是批发零售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注销户数分别占注销总数的41.7%、13.67%和8.08%。
“我们知道了很多企业家为何而败，但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但至少知道了一些底线性经验，那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规则、规则可被随意修改、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必败；如果一个企业家，过度相信自己的经验、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过分亲近官员，必败。
”这是一位读者读完吴晓波《大败局》后的总结。
本报记者 黄超（云南信息报）作者：黄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