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大会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
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泽东同志亲自揿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这段简要叙述开国大典的文字中，毛泽东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动作，他亲自揿下了电钮，接着，红旗升起来。
这面五星红旗，昭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开国大典的红旗是怎样升起的开国大典的画面，对于几代中国人而言，是再也熟悉不过的。
在迄今为止的70年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不朽的经典，是一部历史的开篇。
然而，亿万人瞩目的那面五星红旗，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却鲜为人知。
梁寿昌是在现场具体负责旗杆的电气工程，根据工程师的设计，整个升降旗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根据升旗仪式和奏国歌需要同步进行的要求，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安装了电钮，电线从这里钻进天安门城楼前的马路，然后架高一直延伸到旗杆处。
大理石基座里藏有总开关，还有土造的计时器，可以控制升旗时间和速度。
电线直达旗杆顶端。
顶端呈球状，里面有正向、反向自动开关，正向开关启动控制红旗徐徐上升，反向开关启动降下国旗。
按说，这样一套电动装置很圆满，是几位工程师凑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
但是，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他们忘了一个关键开关。
开国大典前夜，九月三十日夜里，万籁俱寂，只有天安门广场有几个人影。
他们是旗杆的施工人员，正在对旗杆进行最后的调试。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演习升旗了。
第一次演习时旗帜被卡在了旗杆中间。
这一次，国旗升了上去，一直升到紫蓝色的夜空。
但负责安装的工程师急了，两分多钟过去，上升节奏应该中止，怎么国旗还往上走？等到他们看清时，旗子已经被卷成一团。
原来，是没有安装终止装置。
也就是说，他们忘记了一个关键的开关。
但是，卷成一团的旗子下不来，细细的旗杆支撑不住大人的重量，他们只好把在一边玩耍的天顺营造厂经理的孙子唤来，叫小孩子爬上旗杆，这才取下卷成一团的国旗。
此时已夜深，梁寿昌和助手忙着安装终止开关，一直忙到天亮。
整个电动升旗装置在十月一日早晨测试成功。
大会筹委会主任周恩来请聂荣臻去检查升旗设施。
聂荣臻握着时任国家资源委员会成员、冀北电力公司供电科科长徐博文的手，详细询问电源保证工作。
徐博文说“我们采取了双电源的供电，没有问题。
”多年与电打交道的他，十分有把握地告诉眼前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
“如果双电源同时故障，怎么办？”聂荣臻又问了一句。
徐博文一时语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到，万无一失，有备无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随即，聂荣臻叮嘱一定要准备人工升旗，把到时候可能用绳子升上去的旗子先隐蔽起来，派几名士兵守在旗杆下，万一断电或失灵，立即人工升旗。
无论如何要保证第一面红旗在开国大典时顺利升起。
十月一日那天，徐博文亲自守在调度电话旁，监视电网运行。
他的身边，还有一台音量极大的收音机，当他从广播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时，他知道，五星红旗已经顺利到达了旗杆顶端。
徐博文事后回忆：那时候也没有电视，就听收音机，听到了毛主席说了什么话，也听到毛主席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国旗，我就在心里把这重担放下了。
那么，为开国大典供电的电源来自哪里呢？显然，是石景山发电厂。
当时的名称是北京石景山发电所，设备容量45000千瓦，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冀北电力公司，这也是开国大典时，北京唯一的电源点。
作为北京地区的主力电源，石景山发电厂不但负责供给北京市民照明和工业用电，而且还担负着天津、唐山的工业用电。
而在全国，全部的发电装机容量是184.86万千瓦，年发电量43.10亿千瓦时。
这就是1949年的新中国接手的全部电力工业家当。
而这一年，距离中国有电已经67年。
由此可见，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电力工业发展是极其缓慢的。
从石龙坝到新安江“古滇苍苍，在水一方”。
五百里滇池之苍茫，螳螂川水势之澎湃，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电站。
在距离石龙坝电站1500米的一处三岔口，白底蓝字的路标上，一个箭头指向前方，就是石龙坝。
这一刻，我有一些抑制不住的激动。
我将视线移向窗外，有一种时空交错感，仿佛100多年以前，紧随石龙坝建厂的先辈们，沿着这条小路，踩着泥泞的坡道，深入山谷，筑坝为湖，垒石为厂，将来自德国的水电设备艰难地运进厂区，竖杆架线，电流自此出发，奔向昆明城区。
从此，夜色里的滇池，不止疏钟渔火，秋雁清霜，也有光耀长空。
德国《西门子杂志》在1927年1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一期上刊出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云南府，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后来被广泛运用：“在中国这个大国的内地，虽然有着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四亿多的人口，可是一般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守旧，墨守于祖辈的东西。
因此很难接受新的能改善他们从祖辈以来就习惯了的简朴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家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偏僻内地，也有那么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开拓者，他们将西方技术成就引进到自己的土地上。
这些少数的勇敢者，却对公众的反对意见和偏见打开了一个缺口。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有充分理由证明——石龙坝，是中国水电先驱为后来者画出的第一个路标。
在新中国开始规划和建设的水电工程中，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可圈可点。
1953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说是给电力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生也毫不夸张。
比如水电资源的勘测、规划与建设，当时在全国主要江河流域全面铺开，在中国水电史上风云一时的石龙坝、夺底与丰满水电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改扩建，尤其是新安江水电站的开建，使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站成为现实。
这座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6千米桐官峡谷中的水电站，被人们誉为“长江三峡的试验田”，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
说它是中国水利电力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毫不为过。
万余名新安江水电站建设者经过3个春秋的日夜奋斗，降龙伏虎，战胜了千年滔滔新安江，为江南地区增添了新的动力源泉。
1960年4月22日，第一台7.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开始发电，向浙西地区110千伏系统送电，同年9月26日，并入220千伏系统向华东电网送电。
在同类工程中，在世界上，这种速度也极为罕见。
尤其造价没有超过预算，包括近30万人的移民费用，投资同火电相差不多。
1977年9月，9台机组全部建成发电，总装机容量为66.25万千瓦，为当时华东电网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周恩来总理曾经到过新安江，时间是1959年4月9日，并且有过一个十分著名的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的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摄影师记录了周恩来在新安江建设工地时的一些影像资料，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周恩来双手叉腰与移民交谈，周恩来的这个站姿几乎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姿势了。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35226万千瓦，居世界第一。
在全球已经建成和在建排名前十的水电站中，中国境内的水电站占据半壁江山，它们分别是长江三峡、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和向家坝。
特别是长江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其装机容量2240万千瓦。
它的建成，实现了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写下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大设想。
在三峡水电站的决策和建设过程中，有一个长期在电力系统工作，后来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委员长的电力专家李鹏，其角色无人能替。
李鹏的水力发电专业素养，为他日后推动三峡工程的上马埋下伏笔。
应当说，在三峡工程的决策和建设过程中，李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12月14日，在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际，李鹏写了一首自度曲，名《大江曲》，在李鹏出版的诸多著作中，很少见到他有诗兴，唯独三峡工程例外，可见他对这个工程的情之深，爱之切。
此自度曲全文如下：“巍巍昆仑，不尽长江，滚滚东流。
望巴山蜀水，沃野千里，人杰地灵，满天星斗。
夔门天险，巫峡奇峰，山川壮丽冠九州。
出西陵，看大江南北，繁荣锦绣。
却惜无情风雨，滔滔洪水，万姓悲愁。
众志绘宏图，截断波涛，高峡平湖，驯服龙虬。
巨轮飞转，威力无穷，功在当代利千秋。
展宏图，恰逢新时代，万丈潮头。
”大地之火2018年我国发电量再次位居全球之冠，达到71117.7亿千瓦时，比1949年增长1652.9倍，年均增长11.3%，总量超过全球发电量的四分之一，比美国多50%以上，大约是欧盟的2倍，相当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的总和。
从发电构成来看，2018年我国的火力发电总量达到了49794.7亿千瓦时，约为全国发电总量的73.23%，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实际上，1882年7月26日，上海最先亮起的15盏电灯，其动力也可归入火力发电。
在石龙坝水电站建成以前，我国的电力工业发展虽如烛光般摇曳，但全国各地办电，建设的主要是火电厂。
饱经沧桑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可以看作是中国火电厂的一个缩影。
1913年由英国商人投资建成的杨树浦发电厂，初始装机容量为10400千瓦，到1924年，装机容量达12.1万千瓦，成为当时远东第一大电厂。
1949年,总装机容量增至19.85万千瓦，占当时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0.5%，其发电量约为上海地区总发电量的70%。
2010年，根据上海市政府节能减排的要求，杨树浦发电厂正式停产。
这座烟囱高105米，高过国际饭店，曾经是上海重要工业标志的发电厂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根据杨浦区的规划，厂内老建筑都会被保留下来，和黄浦江沿江的整体规划结合在一起，建设文化创意博览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整体开发。
在大量小火电退出电力工业历史舞台的同时，单机容量更大，环保水平更高的大型火力发电厂，在全国陆续兴建，其中，位于浙江宁波的北仑发电厂堪称火电之花。
1983年12月16日。
宁波北仑，算山。
这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丘，它面向大海，从海滩边拔地而起，显得颇有些突兀。
就自然形态而言，算山不高，它所在的位置与它身后相对绵长的山峦拉开一段距离，远远望去，有些孤傲。
但是，从这一天开始，这座小山丘，将承载起与它的体积不那么相称的重量。
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和将要开始的一项巨大工程，将以算山为坐标，走过漫长而不朽的岁月。
海风轻拂着算山，枯黄的野草在田野上起舞，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
一列车队在路旁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人们步履匆匆地走向离算山不远的一片滩涂，然后登上了这座不高的山顶。
他们中的一些人围成一圈，随行人员取出一张硕大的图纸，在人们的手上展开。
这是一张电厂设计图。
准确地说，这是一张北仑港发电厂的平面设计图。
李鹏，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此刻，他正站在人群的中心，俯身看着图纸上所标的位置，时而，抬起头，询问身边的技术专家一些十分专业的问题，时而，他又远眺宽阔的滩涂和前方起伏的海面。
这一天，与李鹏一起到算山视察的除了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外，随行人员中还有浙江省领导张兆万、翟希武和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
李鹏此次到宁波视察，对于北仑发电厂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听取宁波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时，葛洪升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批准北仑发电厂上马建设。
时光退回到1980年。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在“六五”期间要上一些大型骨干项目，为“七五”、“八五”做准备。
其时，华东地区，特别是浙江省缺电情况严重，电力已经成为制约浙江乃至华东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
在浙江，省电力局被老百姓诙谐地称为“拉电局”。
时任浙江省电力局局长葛洪升和他的班子成员们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研究，作出了两个现在看来依旧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一是要在沿海建设大型火电厂，调整浙江主要依靠水电的建设方针，力争尽快实现全省电量基本自给，改变依赖外省输入电力的局面；二是尽快实现全省电网联网，改变浙江电网只覆盖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部分地区半壁江山的局面。
当时，在镇海发电厂已经发电，台州发电厂紧跟着上马建设后，全省电网联网的目标已经落实，但新增发电量仍跟不上供电量的增长。
很显然，继续用12.5万千瓦的机组，一个电厂只有50万千瓦建设规模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省供电状况。
于是，在浙江省选址建造一座大容量的发电厂已经迫在眉睫。
基于上述实际情况，加上中央领导的指示，无论是电力部，还是浙江省政府，都认为有必要利用北仑深水港的优越条件，在北仑港附近建设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
但是，建设一座大容量的发电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年的5月份，电力部电力建设总局副局长卜毅等踏勘了宁波穿山等地，为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选择厂址。
根据当时的规划，这座尚未命名的大型火力发电厂规模为建设4台单机容量为60万千瓦的火电机组。
这个规模，当时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经过认真踏勘，多方比较，1981年6月，华东电力设计院提交的一份《北仑港规划选厂报告》初步选择算山和董王两个厂址为备选。
1981年年底，浙江省电力局提出关于建设北仑港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建议。
建议认为：在北仑港建厂是解决华东和浙江严重缺电的重大措施；建厂最大的优越性是可以利用北仑深水港。
该局同时提出，在规划选厂的基础上，1982年进行工程选厂并完成初步设计，1983年列项，同时建议由浙江省与电力部合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至关重要的建议中，工程建设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