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1年先后发生于美国德州和欧洲的能源危机凸显了新旧能源转型的阵痛，叠加疫情刺激的后遗症，短期难以有效解决供需矛盾。
全球能源价格大涨进一步助推通胀，叠加经济复苏放缓且不均，海外经济体面临类滞胀接力，或将对外部政策带来扰动。
摘要疫后刺激余威叠加新旧能源转型阵痛，带来能源危机。
1)疫情后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导致流动性泛滥，能源等大宗商品容易受金融属性驱动而出现上涨。
叠加本次疫后，居民储蓄大增，消费动能强而生产恢复慢以及供应链受阻，供需矛盾大，加剧涨价风险。
2)海外能源危机背后都有新能源转型后能源体系不稳定的因素。
为实现脱碳，欧洲电力供应结构从煤电向天然气、海上风电、核能等转型，英国15%的电力来自于海上风电，由于英吉利海峡缺风导致风力发电不足，占发电量41%的天然气发电需要替补，而欧洲天然气也在碳中和下供给压缩，难以满足需求，触发天然气价格大涨。
美国德州也有压缩煤炭机组导致电力供应不稳的问题，此外未建立容量市场和市场割裂缺乏调度能力也促成了大面积停电和电价飙涨。
3)在新能源供应体系难以快速变革且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周期性危机或仍将出现。
4)海外能源危机的启示：其一，逐步有序退出传统能源;其二，必须进一步从发电端、输送端、储能端等构建更加智能和具有弹性的供电体系;其三，建立更加广泛的电力大市场，加强区域电力调配能力。
5)全球能源危机下看好三条赛道：传统能源-煤炭;新能源—光伏运营、核电;电网——输电及储能考虑到四季度欧洲天然气需求抬升、供给受限以及库存历史低位，我们认为欧洲缺气的局面至少持续到年底，带动能源价格维持强势。
需求端主要由冬季取暖需求和经济复苏支撑，供给端无论是LNG还是管道天然气均难有改善，库存处于历史同期低位。
考虑到拉尼娜气候或导致北半球冷冬概率增加，天然气价格还有进一步上行风险。
欧洲天然气紧张的局面可能要到“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全面通气才能有所缓解，目前预计通气时间是年底或2022年初。
除了能源价格外，结构性因素也在助推通胀升温。
芯片短缺、房租上行、工资上升等因素依旧是推动通胀的结构性因素。
近期芯片涨价有所放缓，但供需缺口将持续到2022年中;房价的大幅上行正在向房租价格传导，低空置率说明租房需求旺盛，房租上行可能持续性较强;美国职位空缺数处于历史高位，将导致工资进一步上升。
全球增长回落，复苏不均，滞胀特征加剧，需要警惕外部政策超预期风险。
新兴市场方面，虽然复苏并不充分，但部分国家迫于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已经“抢跑”。
发达国家央行也陆续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挪威成为了疫情后第一个加息的传统发达国家央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也表态承认通胀压力。
全球类滞胀接力，这将对外部政策环境带来新的扰动。
目录正文2021年年初，美国德州因为极寒天气，出现了大面积停电，居民不得不用木材取暖甚至出现人被冻死的现象，而天价的电力账单更让居民雪上加霜。
时尤未远，2021年的秋天，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出现飙升，英国石油公司(BP)表示，在恐慌性抢购背景下，英国近三分之一BP加油站的主要品级燃油已经售罄。
一场全球的能源危机正在蔓延……本文将探寻这些事件发生的内在机制及影响。
随着能源危机的蔓延，我们认为海外经济体的滞胀接力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1. 海外能源危机蔓延，能源价格上涨1.1 能源价格暴涨的宏观背景——疫后刺激余威能源价格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危机后的刺激往往导致流动性泛滥，叠加财政刺激带来的需求增量，容易导致能源等大宗商品容易出现快速上涨。
2008年后，欧美央行出现了一轮明显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对应的危机后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都出现了一波明显的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08年底的低点36.6美元/桶持续反弹到2011年4月，高点达到126.7美元/桶，涨幅高达2.5倍。
本轮疫情后欧美央行的宽松力度大于2008年，财政刺激规模也空前，因此，能源等大宗商品有上涨的动能，剧情与历次危机类似。
本次疫情后居民部门在财政补贴的支撑下，受损较小甚至出现了储蓄率大幅度提升的状况，消费动能强。
近期，随着疫情得到一定的控制且疫苗接种程度提升，特别是欧洲地区，放开了国际旅游，消费动能得到释放。
而疫情扰乱了生产和供应链，供需错配的矛盾加剧，也推动了大宗商品在内的实物商品价格上涨。
1.2 从两次能源危机看海外能源危机的内在机理——能源转型的阵痛1)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海上风电缺位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的飙升，英国问题最为突出。
英国的能源供应中大力提高了风力发电的比重，从2011年不足5%快速提升到了15%，同时快速压缩了煤炭发电所占的比例，从2011年的30%下降到2017年的7%。
电力供应结构在脱碳的诉求下快速转变，加大了对风电的依赖。
近期，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风力不足，海上发电不足，导致使用天然气发电的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陆上最大气田之一的格罗宁根气田由于区域内多次地震及应对气候变化正在逐步关闭，预计将在2022年停产，而该产区此前可以供应整个德国的天然气需求。
在碳中和的约束下，欧洲油气公司整体的产出都在减少，欧洲整体自给率大幅度下降对外进口依赖大，供需矛盾导致天然气价格暴涨。
这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欧洲能源转型的阵痛。
欧盟是最早参与碳中和国际进程和自身建设的地区。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与原则，明确欧美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的责任，正式开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
在欧盟碳中和的努力中，发电从煤炭到天然气，再逐步推广到清洁能源使用是其重要的降碳方式。
据欧盟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NCC)汇报的《2019年度报告》披露，从1990年到2017年，欧盟地区电热生产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最多，占比达到30.3%。
主要原因在于电力部门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化石燃料从煤到天然气及新能源的转换。
从欧盟各国内部能源转型看，各国由于资源禀赋不同，转型中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差异。
例如，英国推广天然气发电，利用海上油气资源的优势，英国2000年天然气占比一次能源近40%，在欧洲处于领先低位。
此外，英国于2017年发起煤碳淘汰计划，2016年起Rugeley、Ferrybridge和Longannet等燃煤电厂关闭，其他电厂目前正在转化为生物质和废物(Uskmouth和Lynemouth)。
而法国在该轮能源转型过程中对核能的侧重则远高于天然气，而北欧国家则利用丰富的生物质与水力资源率先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更替。
未来，欧盟还将更广泛利用风电及光伏发电，使得欧洲发电率先脱碳。
在欧盟领导层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扩张带来了过去十年来成本的大幅下降，尤其是在太阳能以及陆上和海上风能方面。
到2050年，欧洲预计超过6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综上可见，由于欧洲的能源转型，导致欧洲对新能源的依赖较大，对天然气的需求较大。
而另一方面，欧洲自身的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且部分天然气企业退出，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高，其中俄罗斯是主要的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