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认识到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因而坚持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力极度短缺，到现在电力供应平衡有余，将近四十年，我国电力发展速度惊人，电源、电网、用户规模惊人，电力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升惊人，发电方式、电力体制和电价也经历了不断的改革。
电价改革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一方面，价格改革具有基础性、前置性，没有独立的输配电价，电力市场难以有效运转，没有电价部门参与，电改进程中的混乱势难避免；另一方面，硬件决定软件，没有合理的企业运营模式，市场竞争格局、行业监管体系，电价改革亦难以到位，或者说失去意义。
我国电价改革主要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两部制电价（1978~1985年）这个时期，我国刚刚经历文革，百业待兴，电力工业发输配售电一体、装备差、可靠性低、缺电严重、发展资金不足。
为确保宝贵的电力资源用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刀刃”上，电价政策在稳定总体价格水平基础上，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提高电力使用效率：引入国际普遍采用的两部制电价，激励用户提高用电负荷率，扭转了用电效率过低局面；出台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促进无功就地补偿；推广具有分时功能的电表，试点峰谷电价、季节电价，促进削峰填谷。
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发用电效率效益均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阶段：还本付息电价（1985~1997年）80年代中期起，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各地均出现了严重的“发展等电”问题。
为调动各方办电积极性，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电力行业，政府放松上网环节价格管制，引入“还本付息电价”，核定能够覆盖融资成本、保障协议利润的上网电价、销售电价。
还本付息电价政策的实施，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办电积极性，地方自筹和利用外资筹集的电力建设资金占比显著提升，促进了电力工业快速发展，缓解了供求矛盾。
1985—1997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加2.92倍、发电量增加2.76倍，同时我国电力企业管理水平也得到较大提升。
第三阶段：经营期电价（1997~2002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电力需求矛盾有所缓和，为调整电价政策提供了窗口期。
上网电价方面，进一步突出投资主体的经营责任，将还本付息电价改为经营期电价，按经营期统筹考虑运营成本、税金与合理利润，既有利于引导投资，又抑制电价水平过快上涨。
销售电价方面，实施了农电“两改一同价”改革，将农网经营成本在城乡用户中共同分摊，将之前农村普遍度电1元以上的价格降低到0.56元左右，极大提高了农村地区安全可靠经济用电水平，为后续村镇经济腾飞提供了电力保障。
第四阶段：标杆电价（2002~2014年）2002年，国务院出台《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文），电力工业实现了全面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
2005年，《电价改革办法》印发，燃煤机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由事后定价改为事前核定标杆电价，显著提升了投资效率。
随后，标杆电价推广到风电、光伏、核电、生物质发电等领域，“一厂一价”历史终结。
出台了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和上网电价退坡相结合的补贴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至当前，我国新能源装机（含风电、太阳能发电）已超越水电，成为第二大电源；太阳能装机已接近风电；西藏、青海、四川清洁能源装机占本地电源总装机比例超过80%。
第五阶段：输配电价（2015年~2021年）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9号文），确定了“三放开、一独立、三强化”的改革基本路径以及“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体制框架。
我国电价工作按照9号文要求，建机制、推改革，成效斐然。
一是形成了完整的输配电价体系。
先后印发跨区专项输电工程、区域电网、省级电网、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的定价办法，构建了科学的独立输配电价制度体系，核定了各级电网输配电价水平，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力市场化交易。
输配电价改革成为我国首个全面完成的电力体制改革专项任务。
二是有序放开发用电价格，市场形成价格比例快速提升。
推动上网、销售环节政府定价快速向市场定价转变，促进了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第六阶段：分时电价（2021年至今）早在6月份，发改委就表示，我国的居民用电比较便宜，工商用电成本过高，今后将会调整电价制度，降低企业交叉补助。
因考虑我国的居民用电水平偏低，再加上能源浪费，发改委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其中指出各地要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科学划分峰谷时段，确定峰谷价差，建立尖峰电价机制。
此次完善，要按程序推广居民峰谷电价机制，逐步拉大峰谷电价价差，引导居民用户在高峰时段少用电、低谷时段多用电。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此次宣布上浮尖峰电价，使电力行业得以将更多的实际成本转移至终端用户，我国电价市场化改革迎来新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