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为尽快运出开平矿务局日产量高达300吨的煤矿，清政府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这条铁路的诞生着实经历了一番波折。
出版于1924年的《中国铁路史》这样记载：由于对火车功能认识的不足，加上“朝廷禁驶机车”，修建唐胥铁路的奏请最初一度没能通过。
直到有人想到了一个“以骡马托载火车”的建议，才让修建铁路的奏请得以获准。
这段看似荒诞的轶事却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由于认识误区或观念固化，初衷很好的改革无法实现，一道道“玻璃门”会成为转型道路上的障碍。
当下，能源绿色转型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只有挪开“玻璃门”，“绿色”“安全”之间的矛盾才有望得到破解。
当下，最典型的“玻璃门”是对新能源绿色价值的误解。
新能源绿色价值有一个更让人耳熟能详的名称——绿色溢价。
2021年，比尔·盖茨在他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一书中，把这个概念解释为“与当前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相比，使用零碳技术的成本提升的比例”。
近两年，由于新能源组件价格走低，清洁能源综合发电成本在部分地区已低于火电，于是不少人就此认为，绿色溢价已为负。
但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
有业内人士认为，新能源的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特点，决定了新能源消纳需要常规电源为其调节，增加了系统的调节成本。
新增调节资源如抽蓄、储能的建设需要成本，运行也要增加成本，如果加上这些成本，其实绿电并不便宜。
计算绿色溢价不能只看发电成本，其他相关的成本也要算入其中，让人们认识到绿电真正的价值，而不是仅从发电一个环节来评判，产生“绿色电力很便宜”的误解。
另一扇“玻璃门”，是对于节能关注不足。
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全球多国的共同经验。
但一直以来，我国能源转型更偏重在供能端实现绿色化。
当前的能源转型，更多是供给侧推动的转型，还是一种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内生动力不足是最大的隐患，后续可持续性的能源转型需要在能源需求侧下更大的力气，推动需求侧持续性的变革，为能源转型提供内生动力。
当下，能源行业已经把节能与煤炭、石油包括天然气、水力、核能四大能源相提并论，称其为“第五大能源”。
在行动上，不少能源企业通过研发和服务等手段提高能效——国网华北电力等电网企业开展需求侧调节资源开发潜力研究，对电动汽车、电采暖、钢铁行业可调节资源的开发潜力进行研究、评估，支撑后续调节性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协鑫等能源企业也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通过探索综合能源服务，提升终端用能效率。
与轰轰烈烈的发电端转型相比，用能端的“动静”还不算大。
李付强认为，“双碳”目标是全社会各行业共同的任务，不能局限于能源系统。
能源系统和电力系统可以是转型的牵头行业，但不应承担全部任务。
尤其是碳中和，单纯依靠能源行业无法完成。
一次能源的清洁化、能源需求侧的清洁化，甚至能源输送、储存、运行过程中的清洁化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能源以外的行业去实现。
正确的认知下，机制构建将会更为顺利，结构优化也会更为科学，三方合力，或将成为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