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气候变化承诺下，“十四五”期间预计需要新增30到35台核电机组文｜《财经》记者 韩舒淋 编辑｜马克随着中广核三澳核电1号机组在2020年12月31日浇灌第一罐混凝土，中国核电的“十三五”以新机组开工而收官。
至此，中国核电“十三五”的成绩单定格在在运机组49台，总装机容量约5103万；在建机组16台，总装机容量约1738万千瓦；另有3台机组（总装机361万千瓦）获得国务院核准后尚未开工。
在运、在建及核准机组总容量达到7202万千瓦。
这一数字显著低于此前的规划目标。
2012年10月，福岛核事故后核电重启时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该规划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末投运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总规模达到8800万千瓦。
当前即便计入核准未开工机组，总规模依然比规划目标低了约1600万千瓦。
对中国核电而言，过去的五年是长期蛰伏到缓慢复苏的过程，并不顺利。
2016年到2018年，连续三年未有常规商业核电站获批开工，断档严重。
2019年到2020年，先后共有5个项目10台机组获批，其中有3个项目是新开辟的厂址。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核电是继续坎坷还是稳定复苏没有定论，覆盖核电未来5到10年的官方中长期规划还未出台，不确定性甚至高于“十三五”时期。
但另一方面，2020年新的气候变化承诺下，不产生碳排放、发电能力稳定的核电，又迎来了新的政策机遇。
伏笔以五年为时间尺度来回顾核电是一个合适的周期。
一般而言，成熟的核电项目从开工到投运也大约是五年时间。
当前的果，是五年前的因。
当前的因，也决定了五年后的果。
而“十二五”收尾的两个核电事件，的确给“十三五”中国核电留下了伏笔。
其一是华龙公司的成立。
2015年12月30日，中核、中广核同时发布消息，双方合资成立华龙国际核电技术公司。
这一公司当年在高层关照下火线成立，为促进当时貌合神离的“华龙一号”技术进一步融合而成立。
只是这一公司成立之后的成果，又要等待三年才落地。
其二是AP1000的标志性进展，同样是2015年12月30日，历经波折的AP1000首两台主泵当日运抵三门核电现场。
三门1号机组是AP1000技术首堆，但建设历经坎坷，其中核心设备之一屏蔽主泵的制造拖期是项目拖期的重要原因。
回顾来看，AP1000首堆的拖期，事实上给了华龙一号追赶的时间，改变了中国核电的技术版图，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对核电技术出口管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因。
最终“十三五”核准的5个新项目中，4个采用了进一步融合后的华龙一号技术。
过去的5年里，前3年核电的停滞，对核电安全的政治争议和技术路线的悬而未决是主要原因，现在这两个问题都逐渐有了答案。
连续两年10台机组获批，并且从2019年的“冷处理”到2020年的第一时间官宣，政治决断似已有结果。
在技术路线方面，过去两年核准的5个核电项目某种程度上也是未来中国核电产业和技术版图的缩影。
这5个项目里，华能通过昌江二期成为第四家核电业主，并采用华龙一号技术。
中核、中广核开发的另外三个项目也都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并且连续开辟了三个新的核电厂址（漳州、太平岭、三澳）。
此外，最先开工的是早就具备开工条件的国家电投“国和一号”示范项目，这一技术路线基于引进AP1000技术自主研发而来，未来预计也将只由国家电投主导开发。
四家开发商，两条技术路线，华龙一号数量上占优，国家电投继续开发“国和一号”，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核电发展的主要图景。
如果把视角放回到2020年，除了新项目的获批，过去的1年也是整个“十三五”期间核电技术进展亮点最多的一年。
华龙一号的相关机组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多项突破，首堆福清5号机组顺利并网，是全球三代核电中唯一一个首堆不拖期的工程；海外华龙一号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也完成装料节点。
华龙一号的顺利进展，是“十四五”中国核电发展的基本盘。
国家电投在2020年9月正式对外发布了“国和一号”，同时将国家核电迁至上海与上海核工院“两块牌子，一个本部”，成为国家电投子公司。
某种程度上，这是三代核电持续十年技术路线的最终落幕。
对于“国和一号”的未来，国家电投希望在在“国和一号”示范项目开始冷试时国家能够部署批量化建设。
面向未来的下一代核电技术的进展也多点开花。
华能主导开发的高温气冷堆是福岛核事故后2012年首个开工的机组之一，作为具备四代核电技术特征的新机组，其设备制造面临许多“第一”，2020年12月30日，该项目两个反应堆开始进行热试，距离并网发电更进一步。
快堆是中国核电“三步走”（热堆——快堆——聚变堆）战略的第二步，过去一年也有新进展。
2020年12月27日，中核霞浦快堆示范工程2号机组开工，该项目的首台机组开工于2017年12月，首堆计划2023年投产。
第三步聚变堆的研究在同步推进。
2020年7月28日，中国参与的国际聚变实验堆（ITER）在法国举行安装启动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这个项目凝聚了人类对核聚变终极能源的探索，由欧盟、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七方共同参与，在安装仪式前的5月，中核集团牵头的中方联合体在法国完成了杜瓦底座吊装，拉开了ITER主设备安装的序幕。
在国内，12月4日，中核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设计的聚变研究装置环流2号M装置（HL-2M）在成都建成并完成首次放电。
空间核聚变装置被称作“人造太阳”，ITER项目是为掌握核聚变能力而建立的实验装置，本身并不是一个常规运行的核聚变电站。
即便是乐观的预计里，核聚变能够成为可控、稳定的电源也要在本世纪中叶之后了。
这是核电利用的一个缩影：技术含量高、周期长，需要尽早布局。
核电建设周期约为5年，当前总的约7200万千瓦的在运、在建和核准的核电规模，基本约等于“十四五”末核电的总装机规模。
而未来的悬念在于，“十四五”期间能够新增多少核电，这将决定2030年核电的装机规模。
2020年中国新的气候变化承诺，是决定这一悬念的重要变量，其中最直接相关的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2020年12月12日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发言中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
权威机构对203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估算一般在60亿吨标煤左右，以此为基准结合各类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空间，可以估算出核电潜在的发展规模。
以25%的占比计算，意味着非化石能源总量在2030年约为15亿吨标煤。
非化石能源的主体是风电、光伏、核电和水电，其主要的利用方式是发电。
若以度电300克煤耗来估算（我国一次能源需求统计采用发电煤耗法），意味着2030年约有4.5万亿度电由这四类能源发出。
装机容量方面，水电资源开发最为充分，目前已经达到3.7亿千瓦，预计2030年可增至4亿千瓦左右。
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存在不确定性，中国最新的承诺是2030年合计达到12亿千瓦以上，但主流机构的预测一般高于此数，普遍预计年均新增约1亿千瓦，乐观预计届时装机达到15亿千瓦。
剩下的，就是核电装机容量的空间。
一年8760小时里，各类电源的年利用小时数不同，核电最高，平均约为7300小时，水电其次，约为3600小时，风电约为2100小时，光伏约为1200小时。
综合来看，以2030年风电、光伏、水电装机分别达到5.5亿千瓦、9.5亿千瓦、4亿千瓦估算，风电、光伏、水电合计提供约3.73万亿度电量，核电需要提供约7700亿度电量。
结合核电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约为7300小时，2030年核电装机容量需达到约1.07亿千瓦，相比当前需要增加约3500万千瓦。
考虑到核电五年左右的建设周期，这些机组需要在“十四五”期间全部开工，意味着未来5年需要新增约30到35台百万千瓦机组，年均新增6至7台机组。
显然，要实现气候变化的承诺，“十三五”核电断档三年的历史不能再重演。
而风电、光伏的发展速度，是未来核电发展空间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但即便在前述风电、光伏合计达到15亿千瓦的乐观预计下，核电依然有不小的空间。
第三方机构预测中，彭博新能源在2020年12月15日发布的报告中预计，2030年25%的非化石能源大概需要4.6万亿度零碳电力，预计2030年核电装机可达到9800万千瓦，并预计风电、光伏装机将明显超过12亿千瓦。
咨询机构伍德麦肯锡的预计是2030年中国核电装机将超过1亿千瓦。
此外，在其碳中和情景的预测中，2060年中国核电装机将达到6.2亿千瓦。
这大约是当前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的12倍。
行业内的预计方面，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陈桦在2020年9月曾表示，协会在2020年年初向国家主管部门呈报的报告中建议，到2025年，核电在运规模可达7000万千瓦以上，装机容量约占全国总装机3%，发电量约占全国发电量6%，在建规模接近4000万千瓦；到2035年，争取核电在运规模达到1.8亿千瓦左右，装机占比约5%，发电量占比约10%。
中电联的最新数据是，截止2020年11月，在总共21.2亿千瓦的装机中，核电装机占比大约为2.4%。
截至2020年11月中国电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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