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戏，才刚刚开始！ 文 | 华商韬略 赵哲峰 有句老话叫“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1986年，新疆达坂城的风，却刮来了一笔巨款——丹麦政府决定捐赠320万美元，协助当地搞风力发电。
中国第一个大型风电站——达坂城风电站就这么来了。
30多年过去，换了人间！ 【风电场里的水电人】 促成达坂城风电站的王文启，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王文启本是新疆水利厅的水电专家，却偏偏对风电兴趣盎然，经常逢人便讲：“新疆呼呼的大风，不搞风电可惜了！” 搞风电，要有设备。
当时的中国，既没有现成设备，也没有研发储备，怎么办呢？王文启的办法是，从国外找。
1987年，王文启到北京参加新能源展览会，遇到了世界风电巨头——丹麦维斯塔斯的中国区销售经理，然后有了文章开头的故事。
1989年，达坂城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2050kw，是当时的亚洲之最。
新疆水利厅还因此创办新疆风能公司，王文启成了负责人。
用大风刮钱的故事，也从此在中国开启。
▲达坂城风电场 随后十年，中国利用外国政府捐赠或贷款，以及中央专项扶持资金，在山东荣成、福建平潭、内蒙锡林郭勒等地，又建了一批示范风场。
外国的捐赠，用意当然是借机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在完成对市场的初步培育后，维斯塔斯等一批外资风机企业，很快集体涌入中国，此后几年，它们几乎垄断了国内的风电市场。
被人家用技术换市场，这自然不是政府和行业乐于看到的。
要改变，最好的办法就是国产化。
好在王文启早就为此留了一手，买设备时，他就考虑国产化的问题——哪家风机企业能给出最多的图纸和技术支持，就买谁的产品。
在达坂城风电场二期建设前，王文启一行到丹麦考察，计划购买8台机组。
选择塔筒供应商时，王文启在两家外企间来回拉锯——必须附带技术转让，否则一切免谈。
此后，中国很快就实现了塔筒的国产化。
不久，国家计委下发文件，要求风电开发企业不再从国外进口塔筒。
但王文启没想到的是，自己能搞定外国公司，却摆不平内部的阻力。
当王文启提出要扩大规模时，主管领导却退缩了。
退缩情绪不难理解——风电事业看起来热火朝天，其实是个赔本买卖。
当时电价只有5分钱/度，公司年收入才20多万，连发工资都困难。
更要命的是，一旦设备遇到故障，只能找国外工程师，其单次服务费相当于100多名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如果再扩大规模，这个费用肯定水涨船高。
胳膊拧不过大腿，王文启被调到新疆电力局。
而他留下的“烂摊子”，由水利厅同事于午铭接盘。
为了改变现状，于午铭只好搞起副业：先是用大吊车去外面“接活”，后来又集资办了个加油站，日子虽然过得下去，但风机维修依然是个问题。
而后来发生的一场事故，却加速了风机的国产化进程。
1992年的一天，于午铭突然感到地面一阵颤动，他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地震，而是大风直接把风机叶片吹飞了。
为了减少损失，场里的一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23米高的工作台，用千斤顶顶住叶片，才保住了剩下的机组。
这起事故，让于午铭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修不起，就自己造吧！ 风电场二期扩建时，于午铭“故技重施”：引进的8台风机来自3个厂家，且技术上各有特色，为的就是能更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靠着“边买、边学、边干”，风能公司终于造出了自己的风机，几年时间里，风机规格一路升级，从几十千瓦到上百千瓦。
1998年6月16日，达坂城风电场迎来了一个庞然大物：一台高50米、重近70吨、叶轮直径超40米的风电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台风能公司自主研发的600kW风电机组，创造了当时的国产风机之最。
2001年，新疆风能完成增资改制，成为今天“呼风换电”的风电巨头——金风科技。
第二年，金风科技卖出了167台风机，在外资垄断的风电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
2002年，正当于午铭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纸退休令却让他黯然离场。
而他的继任者，就是那个“舍命保机组”的年轻人——武钢。
▲武钢 80年代，在新疆水电学校教书的武钢，毅然辞职，来到达坂城风电场，一干就是30多年。
凭借过硬的业务和吃苦精神，武钢在风电场愈发受到重用。
现在，他是金风科技董事长。
【风电热潮，来了】 王文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后来，他又干了一件足以改变中国风电历史进程的大事。
被调到新疆电力局后，他又一路找到上海玻璃钢研究所、南澳振能、龙源电力、华能重工、南高齿等多家企业，商讨联合制造风机的事情，但都没有结成正果。
直到他遇到时任大连重工起重设计院院长韩俊良，事情才有了转机。
▲韩俊良 在大连重工的生产车间转了一圈后，王文启对韩俊良说：“这事你们能干”。
韩俊良问：“需要多少钱？” 在得到2000到3000万的答案后，韩俊良当场拍板：“干！” 有新疆风电的前车之鉴，韩俊良知道，在体制内干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会受到许多束缚。
想做大，必须从“外面”找人。
他等来了两个关键性人物。
其中一个是曾经国内最大证券公司——申银证券的创始人阚治东。
另一个，是原上交所总经理，号称“中国股市第一人”的尉文渊。
按照阚治东的规划，他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股东除了大连重工，还包括4家私募基金，管理层由韩俊良组建。
而这个新公司，正是华锐风电。
新公司的入局恰逢其时，他们很快就等到了中国风电的第一波井喷，背后的推动力，则来自政府的一系列关键政策。
第一个，是风电特许权政策。
由于风电上网电价始终居高不下，电网公司没有利润空间，只能长期依靠政府补贴。
在这种模式下，风电根本无法大规模发展。
为倒逼开发商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国家在2003年推出风电特许权政策。
即政府通过竞价招标，把项目的开发权和经营权许给报价最低的企业，将风电行业由“计划经济”推向“市场经济”。
2003年首次招标，广东惠来县和江苏如东县的2个特许项目，最终中标价格分别为0.44元/度和0.5元/度，比原来下降了30％～40％，已经非常接近当时的煤电上网价格，风电的高价历史瞬间被终结。
第二个政策，是有关国产化的政策。
当时，国内风电市场几乎被外企三巨头“维斯塔斯、通用电气、西门子歌美飒”瓜分。
其中，仅维斯塔斯就独占4成份额。
为摆脱外企牵制，2005年发改委发布了一项政策：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否则不允许建设风电场。
此后短短几年间，国内就涌现出70多家风机制造商。
如今国内最大的几个风电企业，大部分也出自那个时期。
2006年，明阳电器创始人张传卫从公司“净身出户”，创办了明阳风电；2007年，远在伦敦的张雷辞去银行的高薪职务，回国成立远景能源。
但在那一波热潮中，最传奇的创业故事，还是由华锐所书写。
【疯狂的华锐】 韩俊良虽然有着书生外表，性格却十分果敢，“速度就是一切，规模即是正义”是他的“座右铭”。
他的成名战，是成功推出了国内首款1.5MW大型风电机组。
21世纪初，由于国外厂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大型风机可用。
维斯塔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是欧洲已经淘汰的产品。
但在风电行业，风机只有大型化，才能降低发电成本。
因此，国家开始鼓励大型风机的生产。
当时，金风科技选择了相对稳妥的1.2MW路线，但作为行业新兵的华锐，则直接豪赌高风险的1.5MW。
2006年，华锐1.5MW风电机组正式下线，华锐从此走上“开挂”之路，将所有对手甩在身后。
而另一桩体现华锐风格的事件，是拿下国内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试点。
2007年，上海市政府想做一个海上风电试点。
最早，他们找到了金风科技。
但对于当时的金风来说，这个项目的难度太大了。
综合考虑后，武钢婉拒了这个项目，随后被华锐接下。
为了迅速解决技术难题，华锐花重金请来奥地利风机设计公司Windtec，联合攻克了海上风机的生产。
搞定设备后，下一步就是安装了，而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因为安装点距离港口较远，负责安装的工程师们在海上一待就是数日，30多人挤在风机旁一个8平米的集装箱里，还时不时会遇上大风大浪。
但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华锐又做成了。
2010年6月，34台风电机组在东海大桥海域并网发电，创造了中国风电的历史。
除了实干，华锐的“软实力”也相当了得。
国企出身的韩俊良，十分谙熟官场规则。
据传，为与某政府高官套近乎，韩俊良买下其乘坐航班的所有头等舱席位，率部下围坐在领导身旁；另有传言称，他把五大电力集团高管的亲属，安排到华锐，以高薪养闲人。
事实证明，他这些“努力”没有白费。
后来国家的各个大项目，华锐都独占鳌头。
而韩俊良本人，也成功进入风电标准建设领导小组，成为其中一员。
在处理上下游关系方面，华锐则更是手腕灵活。
对上游供应商，项目款能拖就拖；对下游客户，则给出VIP价格。
凭借敢打敢拼的劲头和“灵活”的办事风格，华锐从公司成立，到成为行业老大，只用了2年。
在资本大佬们的运作下，5年就正式登陆上交所，以90元的发行价打破A股纪录，上市当天市值近千亿。
华锐代表的，其实也是那段时间，疯狂的风电市场的缩影。
2005年到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量连续6年翻倍，风电设备的国产化率也提高到了90%。
资本层面，2009年至今，先后已有超30家中国风电企业成功上市。
而国产风机企业的崛起，伴随着的，必然是外资企业的衰落。
2012年前后，外资风机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已跌至10%左右。
曾经的行业龙头维斯塔斯，2011年的装机量排名也滑落到了第8。
【大厦倾颓】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行业过热后，问题必然会集中爆发。
风电场大多集中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但这些地区用电量较少，消化不了巨大的风电产能。
2012年时，弃风率已经达到17%，相当于每发6度风电，就有1度变成空气了。
此外，风电企业为了抢工期，安全问题也频频出现。
2011年，甘肃、河北等地的数百台风电机组，接连倒塌。
其中有一起华锐风机的吊装事故，造成了5死1伤，一名区委副书记命殒当场。
同时，在国产化政策的保护下，老生常谈的质量问题，也在那个时期集中出现。
某风电开发商人士曾对记者表示：“国产风机用了2个月就小毛病不断，一年后甚至有几台风机彻底坏掉了，但大家的质量都不怎么样，只能在矮子里面挑大个。
” 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政府的警醒。
2011年，国家能源局印发了《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对风电场的建设规划、前期工作、项目核准、竣工验收、运行监督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审批标准。
2012年，国家能源局又明确指出，风电利用小时数偏低的地区，不得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
这些政策一出，立即给风电行业踩下了急刹车。
2010~2015年，国内风电装机量增幅分别为-5%、-28%、23%、44%、35%。
如此“理性”的增速，显然满足不了那么多新进来的企业。
一轮大洗牌之后，行业里超7成企业火速出局。
而“财大气粗”的华锐虽然还活着，但也已遍体鳞伤。
连年的价格战，让华锐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
自2011年上市后的5年内，华锐的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5.8亿元、-37.6亿元、0.81亿元、-44.5亿元。
另外，不断出现的安全事故和产品质量问题，也让其失去了口碑。
那段时间，下游客户纷纷转向质量更可靠的金风、明阳等企业。
手里没钱的华锐，对供应商也是说翻脸就翻脸。
美国超导是华锐最早的一批供应商，但在2011年，华锐因为财务堪忧，耍赖拒收了美国超导的部分订单，被后者告上法庭，还将华锐剽窃技术的陈年旧账翻了出来。
这件事彻底击碎了华锐在海外的信誉，导致多个海外客户陆续终止合作。
面对困境，韩俊良没有对内整改，而是动起了偏门心思。
2013年3月，华锐爆出“惊雷”：其所披露的2011年财报中，营收虚增了24.3亿元，净利润虚增了2.78亿元。
这时，人们才知道，华锐这座大厦，早已没了根基，任谁来也救不活了。
【新风王】 行业中也并不缺少清醒的人，武钢就是其中之一。
他提前预判到泡沫将破，带领金风提前转型。
2007年，几乎所有的风电厂商都在疯狂扩产、倾销产品，金风则推出了“一站式”服务。
该服务包括前期的风场选址、测风咨询，中期的工程总包，后期的风场运维在内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这些服务极大地拓宽了金风的客户渠道，2015年时，这些业务为金风贡献了近10%的营收。
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20%左右。
金风的另一个转型策略，是提前布局海外市场。
2008年，金风与古巴ENERGOimport公司签订了6台750kW机组订单，开启了海外战略。
后来，它在巴基斯坦投放的一批风电机组，在40℃以上的环境中，常年保持着稳定的发电性能，让金风在海外一战成名。
如今，金风的产品已遍布六大洲超20个国家，成为国内风机企业出海的第一大户。
2008年，金风被华锐超越的时候，武钢反而松了一口气：“不是第一了，是好事。
”因为金风终于甩掉了“偶像包袱”，可以更加专注于技术研发了。
在金风希望攻破的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直驱永磁技术。
当时，风电行业普遍采用齿轮箱技术路线，直驱永磁虽然能使故障率降低20%，但由于研发投入高，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做。
金风从2004年开始对这项技术进行探索，终于在2011年推出了直驱永磁1.5MW/2.5MW风机。
该系列产品上市后，迅速获得市场认可。
当年，金风重夺冠军宝座。
在华锐忙着与供应商关系打官司的时候，金风则提出“善待供应商”理念，按照合同100%提货，且100%付款。
而供应商也用更高质量的产品去回馈金风，从而形成了“质量好→卖得好→善待供应商→质量更好”的正向循环。
在行业集体受挫的2011~2015年，金风没有一年是亏损的，年度净利润分别是6.1亿、1.5亿、4.3亿、18.3亿、28.5亿。
如今，金风已经连续11年蝉联国内装机量第一，稳居龙头地位。
而在这一年的榜单前十名中，已经没有外企的身影。
表现最好的维斯塔斯，仅以1.2%的市占率，排名第12。
风电行业的外企时代，已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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