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对于很多能源企业而言，是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塑过程。
飞驰的犀牛
俗话说 该来的，总会来。
2020年9月22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 中国力争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语惊破天。
随后，2021年3月5日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 今年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而更为长远的十四五规划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这两项指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管理。
脚步愈发坚定。
3060目标，实际上是一只可以预见的“犀牛”。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其中的“绿色”，昭示低碳时代必然来临。
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人民日报》一语中的 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肮脏的大象
毫无疑问，工业时代的大型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肮脏的大象”——碳排放大户。
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幅自己的“唐山映像”，但逃不开的画面，是烟雾缭绕。这里号称中国的“钢都”，汇聚于此的钢厂无一例外，都在向空中排放着巨量的二氧化碳。
宝钢股份在中国的钢铁企业中算是能耗较少的 吨钢能耗587千克标煤。2018年，宝钢股份耗能总量为2804万吨标煤，碳排放量超过7647万吨。钢铁企业有多么“脏”，由此可略窥一斑。
耗能大户存在于各行各业 冶金，化工，运输……在这些能源消耗大户的加持下，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相当于49.8亿吨标准煤。
这其中，能源企业所占席位，超乎常人认知。2020年2月26日，国家发改委以函件形式进一步明确6个高耗能行业，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赫然在列，占据半壁江山。
把能源企业都列入高碳排放的行列，有人肯定是冤屈的。且不说核能、水电企业，即便是同为油气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中国石油的碳排放就一定高于中国石化。中国石化炼油业务规模全球第一。《中国石化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当年中国石化炼油能力达到2.97亿吨。而中国石油2019年的炼油能力，仅为中国石化的2/3。
煤电企业则是不折不扣的碳排放大户 中国全年高达百亿吨的碳排放，九成以上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而燃煤火力电厂，则“贡献”了碳排放的41%。
先行的巨人
对环境的关心与保护，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加强的全人类共同的焦点之一。二氧化碳与气候变化，已经从专家研究、外交官辩论演变成现在的公共话语。
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之后，环境保护也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最大问题之一。
能源企业成为中国最早感知到低碳势在必行，绿色发展才是王道的一批企业。
以中国石油为例，本世纪初，就把大力发展天然气作为企业发展战略之一。
这既是中国“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石油敏锐地意识到生产低碳能源重要性的表现。
天然气并不是不产生碳排放的能源，但是比起石油来，相对更为清洁，一度被誉为“蓝金”。中国石油加大勘探、开发的力度，天然气产量节节攀升。5月20日，中国石油发布《2020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字显示，2020年，中国石油国内天然气产量突破1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油气结构中占比首次超过50%。
对于中国石油本身而言，气超油，是绿色发展战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而言，则意味着碳排放达峰有着更大的可能性。
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以及中国海油的努力下，中国天然气的消费量，由2000年的245亿立方米，增加至2020年的2800亿立方米。
在过去20年中，大量的能源央企成为与碳排放斗争的先行者。当你听到中国广核成立新能源公司，或者中国石油在加油站屋顶架设光伏电站，这毫不违和；当你听到上海外高桥电厂度电煤耗仅为276克，或者中国石化组织地热论坛，这依然并不意外。
事实上，对国家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能源央企，对于减少碳排放和进行碳中和的探索，并不仅仅是这些。以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国石油为例，他们大力实施林业碳汇，最新的碳汇林位于马鞍山，预计栽种树木超过2.1万株。
人为固定二氧化碳，是实现碳中和的三个路径之一。中国石油碳捕捉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并运用于实践之中。
打破囚徒困境
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容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说 从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关系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同人均累计碳排放密切相关，就我国而言，人均累计碳排放远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也小于全球平均。我们追求2060年达到碳中和，其难度远大于发达国家。
院士的言外之意是，按照一般规律，我们要成为发达国家，还需要增加碳排放。现在，在我们还没有“发达”之际就雄心勃勃地开展碳达峰、碳中和，事实上是很难的。
对于中国的多数能源企业而言，他们在双碳情境下，也有陷入囚徒困境的意味 一方面，为保障国家的能源供给和安全，不得不生产含碳能源或者使用化石能源，一方面，又必须顺应大势和服从国家战略。
按照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的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实现30·60目标中要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订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带头压减落后产能，推广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自2020年以来，众多央企推出了自己的碳路线图。中国石油首次把“绿色低碳”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并制定了“30·60”条件下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初步确定了“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的总体部署。
根据中国石油公布的时间表，这家庞大的油气公司将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新能源新业务在清洁替代方面实现良好布局，2035年左右实现新能源新业务的战略接替，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届时，这家公司很可能已经不是石油天然气企业，而是一家综合性能源公司。
而像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这样的发电企业，既有核电的血统，近年来又大规模投资光伏等新能源领域，使得本集团的碳达峰时间更是提前至2023年。
作为企业中的国家队，央企的碳排放水平已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们是在肩负经济责任之外，还肩负着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促进力量。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项复杂而且过程较长的工程，它将深刻影响能源企业，决定其在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这场与碳进行的战争中，最考验能源企业的，是格局和视野，是对趋势的判断力，对行业的理解力，和新发展的执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