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杂志《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八）
2021-08-02 浏览:21
《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八）”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在一般人眼里，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应该是中国最强大、最繁荣的时代。但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综合来看，宋朝才是中国历史的高峰。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国际著名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佐证。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美国学者罗兹·墨菲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朝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日本文史学家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旅美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上述学者们提到的宋代的货币经济、工艺技术、火药与火器、航海等领域的发展，都需要能源资本的投入。宋朝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采煤+冶铁”的军工复合体，铁产量在1080年代达到年均10万吨以上，这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高的，英国直到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以后才超过这个数量。在军工复合体基础上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乘数效应，使宋朝的军事技术领先于世界，在当时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成吉思汗在攻城掠地之后，留下工匠和才艺之人，被蒙古军收揽重用，以至金哀宗完颜守绪后来感叹成吉思汗的取胜之道就是“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公元1233年蒙古军攻下金都后，负责南下灭金的蒙古军统帅窝阔台汗，接受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放弃每到一处即屠城的惯例，“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尽为蒙古人所用，蒙古军队很快拥有了火器，并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火炮部队——炮兵千户营，而且武器装备不断地加以改进。成吉思汗在世时，还要靠体力抛射火药弹，其孙辈时可用筒射。广泛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使蒙古军队不仅能以强悍迅捷的骑术取胜于野战，而且以当时最猛烈的火力攻下坚城，从而使蒙古军队纵横欧亚大陆而无人能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羸弱不堪的直接原因在于抵敌不过对手的船坚炮利。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年）4月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中国但有开花炮弹及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以“开花炮弹”所代表的火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清朝的火器虽然较之明末有较大的发展，基本达到了欧洲17世纪的水平，但较之欧洲一日千里的军事科技进步，已经落在了后面。欧洲的军事科技水平，与清朝相比便出现了跃迁效应。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拥有价格低廉的能源，这种能源优势转化成了经济优势，一方面有能力建立起高效而有竞争力的经济，另一方面有能力负担起昂贵而先进的军事机器。英国和美国不但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石油资源，而且这种低廉的能源优势还直接转化成了军事和地缘政治优势。这种优势表明，军事技术的进步与能源资本之间存在一种乘数效应。荷兰发展工业经济的原因，是由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家族是统治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朝，在16世纪获得了对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的统治权。它从1560年代起就想控制低地国家（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荷兰人从1568年开始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直到1648年才获得成功。第二个挑战来自英国和法国。1650年代初，荷兰人发起了持续三年的反对英国人的战争。在1670和1690年代，荷兰人两次反抗法国的占领，虽然并没有完全赢得胜利，但一直在设法维持1648年赢得的来之不易的独立。第三个挑战是想方设法建立一个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在那个时代，打仗的费用越来越昂贵，因为世界军事正在发生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军事革命”的变革：一是建造城堡和大炮，二是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三是建造吨位更大的战船和装备威力更大的大炮。因此，军事革命使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荷兰有发达的经济，可以支撑不断提高的战争费用。荷兰拥有价格低廉的泥炭，这种能源形态为荷兰建成活跃的经济体系发挥了其它因素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的经济进一步为有效的军事机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因而保障了荷兰能在比它强大得多的国家的包围和侵略中生存下来。17世纪，荷兰这个西北欧的小国居然能在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建立起自己的殖民据点，如果没有繁荣的经济就根本不可能创建帝国，而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用了泥炭这种低廉的能源资源。根据荷兰历史学家的计算，在17世纪中期，泥炭占荷兰经济所需能源的一半。正是因为把泥炭这种能源资源转化为资本，并将这种资本投入到经济和军事建设之中，使得荷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它国家产生了跃迁效应。英国拥有价格低廉的煤炭，这种能源优势以及与此相关的先进技术，让英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机器。从1850年代开始，英国建立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皇家海军。煤炭还促进英国制造出更为廉价和优质的枪。在19世纪，英国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和工业复合体。在冶金方面的优势，让英国能比它的敌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轻便的武器和大炮来装备军队。正是因为将煤炭这种能源资源转化为资本，使军事技术创新出现了乘数效应，将这种效应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促成了英国海军的强大，使之能更容易地扩大和防御它的世界帝国，出现了相对于其它国家的跃迁效应。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反过来有助于其在世界各地建立稳定的煤炭供应基地。英国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加煤站”网络，这些加煤站遍布全世界所有皇家海军的船只需要加煤的地方，因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煤炭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产自孟加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煤炭提供的动力，支撑起了大英帝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英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煤炭资源的基础上的，煤炭和帝国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几十年后，德国、美国和俄国也利用煤炭这种动力优势，相继启动了自己的工业化，并建立了以煤为动力的军事机器，其中以德国的发展最为快速高效，后来居上。英国仅享有了大约50—70年的优势，到18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者。美国的崛起，主要是利用了石油的潜在优势。石油替代了煤炭，成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最有效率的化石燃料。就像煤炭直接用于英国的军事一样，美国以石油这种新的能源形态为基础，创建了一部能源资本密集型的新型军事机器。第一阶段，打造以石油为动力的海军。对海军舰船来说，石油比煤拥有更多优势，因为单位重量的石油蕴藏的能量更多，可以推动舰船在不用补给燃料的情况下扩大活动范围，同时还减少了船上必须携带的人员数量，因为石油可以用压力注入发动机，而煤需要人用铲子填进熔炉。实际上，虽然英国没有发现石油，但英国早在1912年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皇家海军率先在舰艇上使用了石油。不过，美国很快就赶了上来。第二阶段，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和工业复合体。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国的军事力量还相对弱小，只占世界第十位。从1942年开始，美国迅速建成了巨大的军事机器，其核心是在加利福尼亚、西雅图、弗吉尼亚以及底特律等地建立了海军造船厂。底特律还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卡车、坦克和飞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所有的汽车厂都摇身一变转产军事设备。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核心是创建了一个完全以石油为燃料的军事机器和包括空中力量、海上力量和陆上机动性等三方面内容的先进军事体系。美国这个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资本密集型的军事体系，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得高效而强大，相对于其他国家产生了跃迁效应。1945年以后，石油仍然是工业化经济和现代军事发展的关键。美国仍然享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优势，因为它自己拥有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也因为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供应基地波斯湾的统治者达成了利用石油的共识。但是，这个优势是不能长久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起初主要从委内瑞拉进口，后来主要从波斯湾进口。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对石油更加依赖，美国军事依然完全依赖石油。对美国来说，石油不再是一个优势，而是变成了脆弱性的表现。如果国际石油贸易中断了，美国的军事机器就会完全瘫痪，因能源资本而产生的跃迁效应也会随之灰飞烟灭。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形态转型的成败。能源形态的转型，表面上是用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但实质上，能源转型意味着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的创新，就比如烧煤的锅炉不能用来烧石油，飞机只能用航空汽油而不能用煤炭来驱动。技术创新与能源资本之间的乘数效应，决定了哪个国家在能源形态的转型方面做得好，哪个国家就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同时也就通过技术创新使能源资本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死守着陈旧技术而不愿意创新，结果就使得当初投入的能源资本变为没有价值的沉淀资产，不仅没有出现乘数效应，反而在技术创新方面落后了。荷兰、英国和美国在发展过程中，都碰到了能源形态转型的障碍，其本质上是技术创新方面的观念落后。17世纪末，荷兰发展起了高效的采掘、运输和燃烧泥炭的经济，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体。但荷兰没有多少煤炭，这是妨碍荷兰转向使用煤的一个天然劣势。另一个劣势是荷兰已建立了完备的使用泥炭的制度和设施，它已经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要转向使用煤炭将是非常昂贵的。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荷兰更愿意继续使用旧能源，幻想旧能源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英国存在着与荷兰同样的逻辑。英国有许多煤矿，但直到1970年代以前，英国还没有发现石油。除了海军之外，英国经济转向使用石油的进程非常缓慢。第一个原因是已经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以铁路和沿海运输为代表的运输基础设施，可以把煤很便宜地从产地运到城市和工厂。第二个原因是在煤矿上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形成了技术闭锁。如果要转向使用石油，就会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二是必须改变它花费巨额资金建成的基础设施。第三个原因是在社会领域也遭到闭锁。1900年，英国有100万—200万的采煤工人，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收入都依赖煤矿和煤炭产业。他们不愿转向一个会让他们失业的新能源。从1900年或最晚从1920年代起，英国煤矿工人通过工会和工党在政治上变得很强大。于是，在英国从煤炭向石油转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社会和政治上的闭锁。技术闭锁属于能源资本DNA结构的技术平台这个“基因”，社会闭锁和政治闭锁则属于市场环境这个“基因”，技术、社会与政治这三个领域的闭锁，都使得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两个“基因”发生了“变异”，也就是无法持续创造价值。直到1980年代初期，时任英国首相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打破了社会与政治闭锁，因为她摧毁了英国社会存在的势力强大的工会。美国遇到了与英国同样的问题。美国对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投入很多，在石油基础设施上出现了技术闭锁，这就让美国很难转向下一个新的能源体系。美国直到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石油技术，而且石油储量和产量逐渐增加，尤其是石油产量大有追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而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之势，因此仍有动力要求把石油作为世界主要燃料来使用，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美国“能源独立”的主要理由。但是，以“风光无限”为代表的新能源形态才是人类的未来，哪个国家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哪个国家就拥有了能源的未来和未来的能源，将能源资本投入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就会产生更为明显的乘数效应，并且也有可能为经济和环境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跃迁效应。综上所述，荷兰以泥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与其它国家产生了一种跃迁效应。英国以煤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相对于泥炭的跃迁效应，被美国以石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所产生的新的跃迁效应所超越了。今后，如果哪个国家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超越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类“精英能源”，并将这种创新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那么就会在军事力量方面出现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跃迁效应。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之间的跃迁效应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密集的能源资本投入可以使军事力量出现跃迁效应；反过来，强大的军事力量又可以确保能源资本在数量和效益方面出现跃迁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军进攻罗马尼亚正酣之时，英国政府认为，德军如果夺取罗马尼亚的油田和炼油厂，德国就获得了重要的石油供应基地。因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毁坏油田、油井、炼油厂等各种生产设施。英国驻罗马尼亚公使要求罗马尼亚方面烧毁石油重镇普拉霍瓦县的油井等设施，并承诺将来会给予赔偿。罗马尼亚在犹豫之时，英国决定自己动手，组织地面行动小组有计划地对油田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被烧毁和水淹的油井达2500多口，70个炼油厂和15万立方米的油库被破坏，烧掉80多万吨原油和石油产品，损失总额达5600万英镑。德国人占领油田后，花了5个月时间才局部恢复石油生产，但直到1918年，也仅仅恢复了1914年石油产能的15%。一战结束后，原来属于德国资本的石油企业和资产大多落到了英法等国的资本手中，并开始了新一轮的争夺罗马尼亚石油资源的博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发生了一系列的战役，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争夺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在伊拉克，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巴格达并夺取了英波石油公司在巴格达的资产，并进而威胁到英波石油公司当时最大的油田——伊朗的阿巴丹。1908年，阿巴丹首次钻出石油，紧接着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多处油田。伊朗石油的生产和销售从1909年以来一直为英波石油公司所控制，1913年建成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在一战爆发前的1913年，英波石油公司与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商讨，为了换取船只的石油供应，英国政府向英波石油公司注资，获得该公司的控股权，英国政府成为了英波石油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者。为了保护英波石油公司在阿巴丹的油田和炼油企业，英国军队于1914年11月占领了与阿巴丹不远的伊拉克的巴士拉，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扼守着从欧洲通往伊朗油田的战略通道，英军控制了巴士拉，就阻断了土耳其军队对阿巴丹油田的进攻。双方几经战斗，英国于1917年3月攻陷了巴格达，至此，英国军队攻入了土耳其的腹地，使其再也无力对伊朗油田发动新的进攻，阿巴丹的油田和炼油厂也都再没有遭受到任何攻击和破坏。有评论认为，英国派大军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不惜付出9万多人死伤和患病的代价，只是如愿以偿地占领和保护了这里的石油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用石油作燃料。战争开始时的1914年，法国军队只有110辆卡车、60辆牵引车和132架飞机，到4年之后的1918年，已经增加到了70000辆卡车和12000架飞机。同一时期，英国投入到战争中的装备包括105000辆卡车和4000多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象的12000桶。由此可见，对能源资本的争夺，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大战的结果，则是使能源资本在支撑军事力量方面产生了跃迁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特征，就是交战双方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抢夺能源，然后以能源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由于燃油汽车、飞机、舰艇和坦克的使用，石油成为影响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美国在二战期间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60%），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苏联拥有自己的大量油田，法国、英国与其他盟国可以依赖美国境内与其他海外地区的油源。德国和日本却没有这样的资源，他们渴望拥有罗马尼亚、苏联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于是，他们派遣陆军与海军前去争夺。苏德双方激烈争夺高加索（尤其是巴库油田）和罗马尼亚的油田，猛烈破坏对方的石油运输线，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可靠、充分的石油供应，确保机械化部队发挥威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摧毁敌方的石油补给，让对方的坦克、飞机陷入瘫痪。战争中，各方的武装部队得以推进，主要依赖在内燃机的汽缸中燃烧的石油。德国在欧洲发动的“闪电战”，以坦克和飞机为先头部队，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快速进军。二战也以苏联在1945年以8000辆坦克和11000架飞机攻克柏林而宣告结束，而这些作战武器和装备都需要充足的能源资本的投入。战争取得了胜利，就意味着通过能源资本而对敌方产生了跃迁效应。日本出于石油地缘政治的思考和判断而选择袭击美国珍珠港。日本在中国陷入苦战的一个瓶颈，就是它没有足够的石油维持其飞机、坦克和舰艇的正常运转。其海军一部分是石油驱动，一部分是燃煤驱动，而空军则完全依赖石油燃料。日本的石油进口大部分来自加利福尼亚。由于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迫使只剩下最后3个月石油储备的日本不得不孤注一掷地偷袭珍珠港，而从天而降的炸弹恰恰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最后覆灭的“丧钟”，使它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