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六）
2021-07-25 浏览:494
《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有一句俗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士兵的生活必需品，草料是战争中运输工具的畜力和直接参与战争的战马等牲畜的“粮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是因为曹操集团出奇兵火烧了袁绍集团设在乌巢的后勤基地，使袁军失去了粮草供应，“一日无粮千军散”，结果不战而自溃，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三国后期蜀汉的统帅诸葛亮，传说中“六出祁山”，其中好几次因粮尽而退兵，导致无功而返。三国时期著名的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袁绍集团精兵十万、战马万匹，曹操集团兵力两万左右，在主要靠人马数量决定胜败的冷兵器时代，这种军力的差距是十分悬殊的。更为重要的是，袁绍的后勤供应十分充足。在这种情况下，曹操采纳谋士许攸的建议，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袁军的后勤基地乌巢，将其粮草全数烧毁。袁军将士们闻听乌巢被破，粮草被烧，于是军心动摇，内部分裂，许多人投降了曹军，袁绍仓惶带八百骑兵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七万余人。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使当时中国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于三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袁绍失败的原因很多，当时就有曹操的谋士郭嘉分析曹操和袁绍的优劣之处，认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但乌巢的粮草被烧，则是导致袁军失败的直接原因。曹军偷袭乌巢、烧毁袁军粮草的这一军事行动，产生了一种双向跃迁效应，就是曹操由弱变强，而袁绍则由强变弱。这类战争中的跃迁效应，往往与能源资本双因子的不同职能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三国时期的另一位著名人物诸葛亮，足智多谋，是中国历史上智慧的化身。据《三国演义》描写，他在刘备之后成为蜀汉政权事实上的当家人，曾经亲自率军六次北伐，与曹魏集团争夺中原，这就是历史上的“六出祁山”。第一次北伐时，因先锋官马谡丢失街亭而失败。街亭是一处宽约6公里、长达十几公里的开阔地带，是关陇大地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街亭一失，蜀军的粮草供应通道被切断了，诸葛亮“进无所据”，只好自行退军“还于汉中”，第一次北伐就此失败。本来还有取胜的可能性，但街亭这个粮草的转运站一失，蜀汉方没有了粮草供应，而曹魏方则供应充足，双方力量对比马上出现重大变化，跃迁效应立即显现出来了。后来，诸葛亮还有几次北伐，但大都因为粮草运输困难、无法维持前方的军需而自行退兵了。通过对官渡之战与街亭之战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曹操成于能源资本，诸葛亮败于能源资本。这也是对中国那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民间谚语做了另外一个注释。能源资本可以帮助人获得成功，也可以促使人导致失败。能源资本作为一种价值载体，本身没有什么偏爱，就看谁在使用它，就犹如“金钱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任何人拿到它都可以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石油就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商品，与美元和军事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了掠夺石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号召他们的士兵参与战争。用石油逐步取代煤炭成为燃料，是20世纪重要的技术创新，石油的运用程度决定着军队的机械化水平，甚至能左右战争进程及其结果。一战时期德国著名的军事家鲁登道夫在其著作《总体战》中写道 “在世界大战中，陆、海军的燃料问题是我极为关心之事，当时燃料处处告急。占领瓦拉几亚地区的目的，除了是为搞到粮食外，就是为解决燃料短缺问题。尽管罗马尼亚的石油设施遭到破坏，但是通过占领罗马尼亚最终还是保障了一部分轻型车辆和飞机所用燃料的供给。”鲁登道夫的这段话，体现了中国著名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中的两个用兵原则 一是“出其所必趋，攻其所必救”；二是“取用于国，因粮于敌”。能源与粮食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都是军队作战的驱动力，在战争中粮食就是能源。公元1853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就是世界史中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是兵力与兵器、军事学术与海军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对火炮枪械和水雷武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铁甲船和现代的爆炸性炮弹第一次被使用。这次战争是帆船舰队时代的最后辉煌，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最后辉煌。正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蒸汽动力战舰被英法广泛使用，技术兵器的优势大大体现出来。在随后的战争中，俄国不得不依靠以风帆战舰为主力的舰队与英法蒸汽风帆战舰对抗，最后的结果是，战前拥有4艘120门炮战列舰、12艘84门炮战列舰和4艘60门炮巡洋舰以及大量辅助舰的俄国黑海舰队不久就消失了。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投入战斗的蒸汽动力战舰的燃料是煤炭。1870年开始，俄国轮船在里海使用了一种被俄国人称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当时还是英国海军上校、后来成为海军上将的费舍尔爵士敏锐地认识到，石油对于控制未来的海洋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1882年9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费舍尔主张，英国必须改变海军使用煤炭作动力燃料的现状，应该使用新型油燃料。他坚持认为，在未来控制海洋的竞争中，石油作为动力燃料将给英国带来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他在1901年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 “石油燃料绝对会彻底改变海洋战略。这是‘唤醒英国’的机会！”作为燃料，石油优于煤炭。用石油作动力的战船没有黑烟，不会暴露目标，而烧煤的战船拖着长长的烟尾巴，10公里以外都能看得见。烧煤的动力装置，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小时，而烧油的动力装置达到最大马力只需要5分钟。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500个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每天的消耗量也只有煤的四分之一，这对于一支船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无论这支船队是商船队还是海军舰队。用油作动力的船队，其活动半径大约是用煤作动力的船队的四倍。1885年，德国工程师戈利伯·戴姆勒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燃油引擎，用于公路运输。到世纪之交，尽管汽车还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玩具，但石油时代的经济潜力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1904年，费舍尔升任海军最高指挥官——英国海军大臣，他立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并就确保英国海军的石油供应提出建议”。1905年，英国秘密情报部门和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新燃料的战略意义。1909年，费舍尔提供的将英国海军舰艇改用石油作燃料的计划开始实施。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替费舍尔担任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对他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认为石油就是未来，它可以大量存储，而且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舰船跑得更快。他说，作为常识，决定海战的“首要因素是速度，它让你能够在你希望的时间、希望的地点，以希望的方式进行战斗”，它能让英国战舰比敌舰更胜一筹，并且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丘吉尔立即开始游说把海军军舰的动力燃料改为石油。丘吉尔深知，未来英帝国能够控制海洋，而且在德国海军还处在快速追赶英国海军的年代，英帝国还可以继续控制世界，这是英帝国模式的核心。1913年夏天，丘吉尔向内阁提交了一份题为《皇家海军石油燃料的供应》的文件，解决方案是从众多石油生产商手中提前买入燃油，甚至可以考虑直接“控股一些值得信任的资源供应商”。丘吉尔认为，保证石油供应的安全不仅仅与海军有关，它还能够捍卫英国的未来。尽管他将煤炭资源视为帝国霸业的基石，但相比之下，石油更为重要。他于1913年7月告诉国会 “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棉花，以及保持大不列颠经济活力所必需的无数的商品。”在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皇家海军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把舰队从烧煤改成了烧油。虽然德国技术部门于1905年5月就提出研制专门使用重油的锅炉的计划，但最终没有得到德国海军的重视。其中的原因之一，认为德国是一个贫油国家，所需要的石油都需要进口，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将很难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这说明，缺乏能源的推动力，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就无从体现。反观英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船队因为使用燃油而比使用煤炭的德国公海舰队具有全面的优势，即较大的航程和较高的速度等。1916年5月的日德兰海战之后，烧煤的德国舰队被迫退回国内基地，成为一支没有作为的“影子舰队”。英国舰队则牢牢地控制着北海的制海权，德国“公海舰队”被封锁在德国近海，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优势倒向英国。正是由于石油这种新型能源形态，使英、德双方的海军实力产生了跃迁效应。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 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 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 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